昨日军统(459)

乔回忆说：“第二天胡先生规定我的工作，每天联络三个人，向他们要情报。三人之中有两位是带兵的团长。”

另一位，就是戴笠。乔家才说：“骑兵营成立不久，开往苏州，正赶上校长下野，粮饷没有着落，营长沈振亚太太把首饰拿出来变卖，以维持伙食，有些同学不忍心呆下去，临时去找工作，维持生活。戴雨农先生在清党以前就认识胡靖安，胡先生正主持一部分情报，戴先生就去给他帮忙，搜集情报。”

这项工作，对于戴笠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乔家才说：“戴先生对于上海的情形非常熟悉，胡靖安又需要上海的情报。他们两位本来在清党前后就打过交道，关系非常之好。现在胡靖安先生非借重他不可了，他负责租界方面的一切动态情形，因为校长住在法租界，这方面的情报就更显得重要。每天他交给我的东西，厚厚一迭，要比两位团长交给我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当时我很奇怪，他的神通这么广大，用什么方法，从那里找来这么许多的情报?仿佛全上海的大小各事，都非得经过他不可。

回忆起当年“密查组”的生活，乔家才说：“每天我由法租界跑到闸北，再由闸北跑到南市，最后才和戴先生碰头。我们碰头的地点没有一定，每次见面，约定下一次的会晤地点，地点全部由他规定，有时在公共租界，有时在法租界。我的交通工具，除了电车，就靠两条腿，整个一上午都消耗在跑路上面。我把收到的情报带回法租界寓所，交给蔡劲军先生。下午，他坐下来整理这些材料，写成报告，用胡靖安的名字，呈给校长。蔡劲军先生真有一手，他写报告，规规矩矩，一笔不苟，不涂改一个字。报告写好，有时由我送到拉都路二十号，有时他自己带去。报告送到，我们一天的工作就算了。”

对于这份工作，乔家才并不感兴趣，他说：“当时我不知道，这种工作就叫情报工作，也不懂得情报工作有多么重要?我心里想，干这种工作和新闻记者大概差不多吧?因此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来，连蔡劲军写好的报告，都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干了一个多月，觉得像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杭州已经成立了学生总队，专门收容从广东来的同学，我该归队了，免得将来升学发生问题。我把我的意见报告胡靖安先生，他略加考虑，表示赞成，于是十七年一月间，我去了杭州。”

按：1927年11月，蒋介石宣布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主校址设在南京，并令未毕业的六、七期学员在杭州集结，乔家才、唐纵等人都是在此时“归队”的。乔回忆说：“校长未复职以前，先在杭州成立学生总队，收容由广东北上的黄埔军校第六、七两期同学。总队长贺君山（衷寒），政治部主任邓文仪。总队下分三个大队，由伍诚仁、宣铁吾、陈明仁分任大队长。”

1929年2月24日，军校六期生在南京、黄埔两地分别毕业。因此，同为六期生，乔家才、唐纵有军校的文凭、戴笠却没有。

毕业之后，“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负责人、军校学长黄珍吾请乔家才回山西联络军校同学，恰在此时，乔的母校、山西太原平民中学让他去当训育员，月薪80元，乔觉得条件很优厚，于是即回到太原，顺便帮黄做工作。

半年之后，阎锡山酝酿反蒋，乔感觉继续在山西工作多有不便，于是与同学李封岚来到北平入私立民国大学，学政治经济学。

此后，戴笠的特务处成立，派山西籍的军校五期生靳易夫回到山西进行秘密工作，靳即找到原本就熟识的乔家才，这样，乔家才就成为了特务处的外围人员，并再度回到山西，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天，乔家才被阎锡山的宪兵逮捕，当时，乔的大姨子正怀孕，受此惊吓，没几天就死了。

关了9天之后，乔家才经人保释逃出山西，经正太路到石家庄，就是这次认识了张桐岗。

此后，乔家才回到南京，戴笠令他到杭州，入杭训班受训，因此前乔只能算是“运用人员”，要加入“组织”，必须接受特训班的训练。

对此，乔很不满意，他心想：“受训可以增加新的知识，并不吃亏。可是我在太原坐了九天牢，带了八天脚镣，死里逃生，逃到南京，得不到半点安慰，也没有人问问我被捕的情形，却要我去受训。”

乔家才说：“我觉得，我之受训，多少带点惩罚的意味。好像说山西宪兵逮捕我，是我的错误、罪过。就是被山西宪兵枪毙了，也是应该。越想越觉的不是味道，越想越难过。”

在杭训班，乔家才是“插班生”，他说：“我在杭州，只受了三个月的训练，时间虽然很短，获益很多，许多理论和技术，都是闻所未闻。我才深深领悟到，从事这种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工作，不受训练，不但是瞎子扪象，扪不出真象，而且是盲人骑瞎马，非常危险。我以后逃过许多危险，克服许多困难，都是得力于这三个月的训练。”

训练结束，乔家才正式加入特务处，换句话说，乔虽然是戴笠的同学，而且早在1927年就曾与戴笠在“密查组”共事，却迟至1935年才正式进入特务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乔家才不在“十人团”之列。

在北平，乔家才会见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一位年轻的社会名流、教育家张季春。

张季春，本名张铎，字季春，以字行，1903年生，河北省张北县人。

张季春毕业于保定天津工商大学，后任察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察哈尔省立张家口师范学校）校长。其时，正值察哈尔建省，张季春说：

“察哈尔省的建置，不论在地理风土和居民种族上，都有它十分明显的特点。就前者而言，长城以北，土地荒旷，是一片广大的草原，虽然也建有县治，但主要的是盟旗地方；长城以南，则是原属直隶省（后改称河北省）口北道属的十县，而为一多山地带。就后者而言，北部居民以蒙族为主，南部居民多是汉族，汉蒙之间，不论在地域、风习、语文、生活诸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以致在心理上、感情上，不免有相当的隔阂。这对于省政建设和文化发展，均成为相当不利的因素。对于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国家的边疆问题，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那时深深地看到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来为察省、为国家，作一点长远图治的根本工作!”

为此，张季春在察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创造性地设立了蒙旗师范班，开蒙汉学生同校学习之先河。他后来回忆说：

“首先在民国十九年，我冲破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在我所主持校政的师范学校内，设立了蒙旗师范班，由各盟旗保送优秀青年子弟入学，接受按国家教育制度所进行的中等教育。从历史上讲。这是蒙族的中国青年与汉族的中国青年第一次的大会合，是蒙汉青年第一次共同的、平等的接受国家的教育，是中国青年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中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张季春强调说：“而这些蒙旗青年，历年毕业后，都回蒙旗，分别在教育、军事、政治和党务方面任职，后来发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