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以后，平津的“精英”多被调离，如前所述，先是乔家才被王天木挤走；接着陈恭澍被调到河内监视汪精卫，王天木到上海接替暴露的周伟龙；不久，王天木又因与上海区代理区长赵理君互相倾轧而双双被调离上海，戴笠遂将毛万里派到上海紧急救火，同时以马汉三为北平区区长，以乔家才原来的搭档周世光为副区长。
至于马汉三原来的察绥站，拆分成察哈尔站和绥远站两个单位，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绥远站站长则是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统归北平区指挥，这样，在华北方面，除了曾澈的天津站和薄有錂的山西站，马汉三独领三个省级单位。
在马汉三的引荐下，乔家才会见了天主教在华“三远”之一的任望远神父。乔家才回忆说：
“天主教在华北有三位以‘远’字命名的神父，就是雷鸣远神父、雷震远神父和任望远神父。他们都是比利时人，都痛恨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打破中国安静的生活。雷鸣远神父已经入了中国籍，人家看见他高鼻子蓝眼睛，叫他声外国人，他顶不高兴，也顶难过。他早已离开华北，从事实际的抗战工作，率领华北督导团，正在中条山战地担任宣传与救护工作。雷震远神父在冀中安国县一带从事教会工作，实际上在帮助吕正操发展游击队。”
相较于雷鸣远和雷震远，任望远神父的名气稍小一些，实际上他也曾努力地为中国的抗战尽力，乔家才说：“任望远神父颇有远见，具有绅士的气质和风度。他不但同情抗战，憎恨侵略，更钦佩我们这批敌后工作的人，所以尽力帮助我们。当我们经济接济不上，无法周转的时候，他借钱给我们。我们的武器存放在天津租界，无法运回北平，他给我们运回来。”
事实上，马汉三之所以安排这次会见，就是要请乔家才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对任望远进行鼓励。乔家才说:“汉三兄觉得我们欠他的人情太多了，要我代表政府向他致谢，因为我来自重庆，这是十分必要的。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家，施恩不望报，但是我们对他的正义感和侠义作风，实在不能不表示衷心感佩，致无上的敬意。”
会见的地点，马汉三安排在什刹海，乔家才虽不是北平人，但他曾两度在北平工作，看得出来，他对北平很有感情，对“京味”的体会也很深，他回忆说：
“环绕在后门什剎海四周的，是成荫的老树，枝叶繁茂。在夏天的午后，什剎海的西边成了市民们消夏的好地方。大树底下，摆着许多卖零食的摊子，什么血肠、爬糕、豆汁、嫩藕、萝卜赛梨，冷的热的各色各样食品。还有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应有区有，游人穿梭其间，真有点像似乡间的集市风光。什剎海北面有一家叫做什么堂的饭馆，这种叫堂的老式饭馆，地方宽敞，一连好几串院子，里面有戏台，可以做堂会，同时可以开出两三百桌酒席，专供喜庆之用。可是时代的巨轮，使他们渐渐走向下坡路，大规模的喜庆，越来越少，冷清清的，门前可以罗雀。我们在这一家饭馆子楼上，开了一个朝向什剎海的房间，展眼望去，一片碧绿的水上，点缀着点点荷花，微风吹来，心神凉爽，就在如此富于诗意的情况里，汉三兄介绍我同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见面。”
乔家才说：“这次晚餐，只有汉三、世光、任神父同我四个人，大家很愉快，谈得很高兴。任神父对于重庆的一切情形，以及抗战的种种，询问颇为详细。餐后任神父一定邀我们到他弓弦胡同的小教堂喝咖啡，他为防范意外，特别规定揿门铃的暗号，非同他有特别关系的人，很不容易进去。”
在北平，乔家才还会见了两个人，一个是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爆破专家张桐岗。乔家才说：
“桐岗兄对朋友诚恳、热心、关切，在朋友当中，确实是不易多得的。他在湖南临澧学会爆破和其他许多种技术，回到北方工作，先在天津指导抗团，现在来到北平，准备向北平伪组织进攻。四年前我逃出山西，路过石家庄时，桐岗为我洗尘、压惊，热烈招待，想不到四年后又在北平碰头。因为中秋节快到了，他正忙着工作，准备送给汉奸们的应节礼物。”
乔家才所说的“四年前我逃出山西”，是指1935年的事，这里需要补叙一下乔家才早年的经历。
乔是军校六期生，因此未参加北伐，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改组，乔家才被选为“执行委员”，也在这个时候，乔认识了戴笠。他回忆说：
“校长命令，从第六期同学当中，选拔三百人成立骑兵营，自由报名，报了五百多人，集合在操场跑步，跔到前面的录取，落在后面的刷掉。我们十个人当中，只有吴月卿参加了骑兵营，别人都不喜欢骑马，不愿意当骑兵。戴雨农（笠）先生也参加了骑兵营，骑兵营营党部成立，他当选为营党部执行委员，为了接洽党务，他来过特别党部好几趟，我们才有机会认识。
1927年11月，“张黄事变”爆发，乔家才逃离广东，辗转来到南京。
此时，“下野”的蒋介石已经回到国内，正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乔家才回忆说：
“我和刘诚之、谢灵石两兄决定代表黄埔特别党部向四中全会请愿，请愿书由我草拟。我们请求四中全会严惩汪精卫，要他担负张黄事变和共党广州暴动的责任。当然，中全会对我们的请愿未必重视，也不会因为我们请愿果真就将汪精卫绳之于法。不过。我们至少表达了黄埔军校两万党员的意向，因此，我们身为黄埔特别党部常务委员，也就心安理得，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了。代表中央出来接见我们的，是褚民谊。他代表四中全会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向我们表示，一定会把我们的意见转到。”
从中央党部出来，乔家才意外地遇见了曾担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
乔家才与胡靖安之间，有点过节——乔本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当“清党”初起的时候，乔家才认为校方立场不够明朗，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黄埔日报”上进行攻击，结果胡靖安因此去职，回到蒋介石身边做副官。
想起此事，乔家才多少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表示歉意。实际上，胡离开广州，是因祸得福，乔家才回忆说：“他（指胡靖安）自己也在踌躇满志的说：假如他不是在广州存身不住，来孙上海，他就不会担任现职。现在同学们要晋谒校长，必须先通过他这一关。看起来，此在广州更加得意，益发显得神气。”
胡靖安见到乔，很高兴，即令乔第二天来见他，原来，此时的胡靖安，已经与另一名军校同学蔡劲军搞起了“密查组”，替蒋搜集情报，见到当年的学生，岂有不用之理？乔回忆说：
“胡靖安先生要我帮他一些忙，反正我闲着无事可做，立刻应允。他在法租界租好一间亭子间，给蔡劲军和我两个人居住，我们的伙食也由他替我们包办。蔡劲军先生有两套西装，身上穿着一套，墙上挂着一套，经常熨得笔挺。他穿上西装在街上走动起来，挺像个绅士。但他除去这两套西装之外，却连一只皮箱都没有。当然，他此我这个上等兵要强多了。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蹩脚布中山装，可谓身无长物。”
就在此时，乔家才与戴笠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