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55)

参加工作不久，徐文祺被送到“内政部警官学校”办的“外事警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徐回忆说：

“那时外事警官班的课程是密集式的，约略还记得的几项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形势、外交礼节、中外条约……等。除了学科之外，每日还有术科的操练，……。我起初对此教育非常不惯，也吃不下这辛苦，很想离去，连上海市丨警丨察局的事都不想做了，但看看班上这么多人都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耐下这苦，我就耐不下呢？就也一声不响的咬牙苦撑下去，约两周以后习惯自然，也就不觉得苦了。”

在这里，徐文祺还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日后他在特务处的同事，北平站的王云荪，徐文祺后来回忆说：“他原是北平市丨警丨察局的警官，在台湾却在某一部中供职了，我们彼此都因事忙，未多作来往。”

另一个人，我们以后再说。

1936年6月，徐文祺从“外事警官训练班”结业，并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到上海市公丨安丨局大约三周之后，负责人事的“黄副主任”找到徐文祺，徐回忆说：“他说组织上需要派一员警官，于公余后便衣到某个宅第协助工作几小时，打算就派我前往担任这个任务。我因为他既是选中了中，不前往也不行。”

黄副主任特意叮嘱徐说：“去了时要一切听命，多服务少发问。”

徐文祺回忆说：“我奉派公余后前往驻留的地方，是当时上海法租界福履理路合群坊十七号内，看来不很起眼，是连幢楼房中的一幢，有前后小院一上一下的房屋。我去到时只能在楼下的起居室、或楼梯间的小小空间休息，也无人为我作介绍谁是那住宅的主人，我也不敢问，在那房子内我首先见到的，是一位名赵立俊的男士。他时常出出进进那幢房子，我起初以为他是那房子的主人，后来晓得他不是，他是来照应那幢房子，他的家就住在附近。赵为人沉着，个性刚直，疾恶如仇，后来知道他原名赵理君，系军校六期生。”

接着，徐文祺又认识了这里的“管家”：“其次我见到的为一女性，约廿七、八岁，名骆芷青，不仅聪明稳秀、仪态大方，而且气度端凝、风范高雅。我初以为她是屋主人之一，后来晓得她也不是。她只是一个管家，住在那房子内的亭子间，负责整个房子的次序和管理，兼做点交通的工作。”

此后不久，赵理君、骆芷青的据点又搬到了福履理路四十一号，徐文祺回忆说：

“有一天午后我到了福履路四十一号，骆芷青因事须外出，嘱我为她代看守门户，赵理君恐在家等吃夜饭尚未到来，我一个人在客堂中当门而坐，居高临下在摇椅中正自洋洋得意，忽从门外走进来一位有些面熟，却又不相识的，穿深色中山装的男士，浓眉大眼气派昂然，进了门来也不打招呼，竟欲越过我向楼上走去。当时我年少气盛，因他不将我放在眼中，我立刻起身挡住了他，告诉他家中没有人在，不让他上楼，并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答告我姓江名汉清，他知道家中人都已因事出去了不在，他是骆芷青吩咐他来，到楼上去取一件公文带往南京去的。”

徐文祺说：“在那时的上海市还没有时下的‘闯空门’，冒运别人财物的不良风气，以这位江先生的气宇和谈吐，他决非撞骗之流，同时他又说他必须将那文件带走，因时间关系他须今夜立乘飞机去南京报命，不能躭搁。我因他情辞迫切，恐误了公事，只得让他上楼。因楼下无人，我必须坐守，又因为在合群坊时，我只上过两三次的楼，来到这新居后我还未上过一次楼，他既能说出骆芷青的名字，自是自己人，就由他独自上楼去了。片时他下楼来，微微向我点了点头，轻微的说了声‘再见’就离去了。”

这位不速之客离去后，徐文祺越想越不对劲，他回忆说：“这时我一个人坐在客堂中忽然想起，时已入夜，今日已无夜航客机往南京（该时之夜航尚未盛行），江先生所云之今夜乘机赴南京，话不可靠。同时我又想这江先生不知是否真为自己人？他一人独自上楼，不知是否会多拿走了什么东西或文件？如发生有差错，我的责任很大。想到了这些我就惶恐不已，坐立难安。”

徐文祺说：“大约一小时后，赵理君先来到了，我就向他诉说发生的一切。他问我江先生的像貌形状，我就描述给他听。他听了后哈哈大笑的说：‘他就是戴笠，戴先生呀！’不久骆芷青回来了，她听了发生的一切以后，也说江先生就为戴笠无疑，我才放下了心来。”

此后不久，徐文祺正式加入“团体”，他回忆说：“自此以后我认识了戴笠先生的真面目，他那时于我这年轻人颇给以优容和信任。在他的感召同赵理君的诱发之下，我自此就投入了神圣的对日八年抗战，因之也曾经三度居狱，备受伪特工同日宪兵的酷刑。”

淞沪抗战之后，戴笠将徐文祺派到天津，当“直属情报员”。徐回忆说：“时我正感苦闷，又以抗日卫国为我人天职，当欣然表示接受，如此就受了约十天的速成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为密写通讯训练，训练完毕后，由黄派人安排我就乘船往天津去也。此行去津我几乎命丧黄泉，幸得同学好友侯福尚的预先通风和资助，我才得逃离，能回到上海区部工作。”

回到上海之后，徐文祺在赵理君的“行动总队”当了一名“书记”，1939年10月被捕，关押在“七十六号”。他回忆说：

“记得在民国廿八年十月底当我初度被捕，遭施以老虎凳刑罚逼供后，双腿受伤已不能站立，每日匍匐在泥土地的牢房内转动为难，只有现已退休了的台北中央印制厂警卫队长徐一帆的夫人陈丽影女士，她那时早我匝月被捕入内，于上厕所经过我牢房门时，有时悄悄的掷一张报纸到我的房内，或在门口的小窗交谈三几句就迅速的离去。那时的青年男女，为了保国卫土，大都愍不畏死，前仆后继向抗日的大道上前进，真可说是气壮山河。”

不久后，徐被转到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人，其中就包括马元放、黄逸光、黄征夫等人。徐在回忆马元放时说：“他居狱时穿一件青色长袍，颇为矜持，除不时同张瑞京、李连三喁喁细语外，与其他人很少说笑。

徐还说：“黄征夫为粤之花县人，性格狷傲，好独行其是，平居暇时即自行写大字以消遣时光，其练字也并无碑帖，所写之字型颇似翁方纲体，但字写的并不好。他曾在泰国居留很久，所以曾出家当过一个时期的和尚。他为什么被伪府所捕迄未谈过，我也未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