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54)

李雨生回忆说：“南京区在沪被捕人员，亦分批解抵南京，由马啸天、苏成德二奸亲自鞫讯，讯毕，一并拘禁于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大牢。据悉，同时被捕者尚有我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两路（京沪、沪杭甬）特别党部主委李达三、军统局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诸同志，一时顿告人满。”

马元放，生于1903年，江苏武进人。

马元放毕业于南京法政专科学校。抗战开始以后马曾与掌牧民等组建“上海抗建协会”，并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剑东。

1938年4月，马元放任江苏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当年8月转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40年，马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留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

1940年6月，在一次集会中，马元放与掌牧民（“上海抗建协会”会长）、石顺渊（江苏省党部委员）、崔步武（江苏省党部委员）、张北生（江苏省党部委员、南通县县长）等5人被租界当局逮捕，押在“中央捕房”。马元放回忆说：

“我是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被敌伪劫持，至七月十五日，被送至南京，先被押于伪首都丨警丨察厅，嗣于八月十七日，改押于伪南京区看守所。

马元放回忆自己被捕时的心情说：“我参加革命，早已许身党国，所以我的态度，在被捕的一刹那，就毅然决定了。生死已置之度外，所深深内疚的，是奉了中央命令返苏工作，工作没有做好，反而身被敌伪劫持，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自问总不能免去未能克尽厥职的罪名。同时，我觉着，在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无论是教育和党务，都是忝居指导地位，平时训导别人，勉励别人，我所期望于人的，人所期望于我的，和我自己期望于我的，也只是这点成仁取义的决心。现在，正是我现身说法的时候，我绝未存临难苟免的心理，却反增强了我不屈不挠的意志。”

次日，一个朋友来看马元放，问他是否有话要带出去，马即说：“并无别话，只说我决不会使朋友失望。”另外又写了个纸条：“稍读圣贤之书，当知所以自处之道”，托来人带到重庆，“以安一般朋友的心”。

同时，马元放又告诫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同伴，希望他们“赶快决定态度，免得精神上痛苦”。

马元放的话，是有指向性的，因为，叛徒就在他们同时被捕的5个人中间。马元放回忆说：

“我们这次被逮，显然是被人出卖，究竟是谁在出卖我们呢?虽然一般人都说是张某。但我仍不敢肯定说是他，在捕房的第一天，捕房工作人员就来对我们说：‘我们对你们很同情，但现在的工部局，已为日人所控制，实在是爱莫能助，同时你们要知道，这次完全是你们朋友出卖的。’并且把他们的登记簿给我们看，在张某的名字下面，他们已经注明了‘汉奸内线’四个字。我们看了，啼笑皆非。那时捕房里的华籍人员，确实对我们很表同情，称我们为‘四君子’，真使我们愧悚交并。”

事实上，出卖马元放等人的，正是张北生。

张北生，1902生，江苏南通人。

张北生也是“老党务”了，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嘉定县县长，抗战后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兼南通县县长。

马啸天、汪曼云说：“（张北生）与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是小同乡。抗战后，他在家乡丢了官，钻营了一个时期钻不出名堂来，于是在1939年底辗转来到上海。”从此，张就落水进入“七十六号”。

事发当日，张北生事先告密说有这样一个集会，等捕房人员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承认自己就是某某，马元放等无奈，只好坦承自己的身份，遂全部被捕，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此被“一锅端”。

马元放回忆说：“同时被逮的几位，以为案子的口口口口张某，应该对他特别客气点。在移到伪特工部的时候，他们曾向我表示这个意思，但我根本就没有理会。有一天，张某到我被押的房里来，那时因为我案情较重，在伪特工总部里，我是独押在一室，其他几位，另是一室。”

借此机会，马元放决定与张北生谈谈，于是说：“我们这次被逮，在你，决不会承认是你出卖，也许你还自以为是口口；想使大家来参加所谓‘和运’，可是，事情决不应该这样做的，将来我死之后，我的鬼魂虽不致来找你，但我的朋友，决不会饶恕你，我的子孙，更不会放过你。”

听了马的话，张北生“面红耳赤，表示惶恐万分”，“发誓”说：“假如我张某做了这事，先死父亲，再死儿子!”

马元放回答说：“你也不必发誓赌咒，我的话也尽于此了。”

马元放回忆说：“由于上面的经过，他既肯拿死父亲死儿子的话来发誓，似乎我还不必以小人之心揣度他，肯定了他是出卖我们的人，可是后来和别人谈起这事，就有人说：‘先死父亲，后死儿子，是当然的道理，这个誓等于没有发。’我听了只好付之一笑。”

此后不久，马元放先是被带至日本宪兵队，旋即羁押于“七十六号”，李士群亲自来审讯他。当时李对马说：“别人并不重要，只有你，是主持江苏全省抗日反汪工作的人，注意你已一年多了，照理是应该死罪，但我很愿意和你做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和运’工作。”

马听了说：“你说我有死罪，就请你执行好了。我已被你们逮捕，别无话说。”

马回忆说：“后来其他审问的人，更是说些卑鄙无耻不伦不类的话，什么你肯做官，给你的官，总比你现在的要大多啦，不然的话，一切刑罚受不了呀，一面还要你表现工作，供出所有工作人员。这些话，听了更增愤慨，惟有一概置之不理。”

不久，日伪正式从租界当局将马元放等人“引渡”，并送至南京，关押在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马元放回忆说：“使我在精神上最感难受的，莫过于在伪看守所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伪看守所中，目睹一般被难同志遭受敌伪的凌辱残害，不由得你不悲愤填膺。”

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军统局的一个小字辈——徐文祺。

徐文祺也是学生出身，中学时代就读于天津著名的新学书院，因徐爱好足球，因此认识了高他三届的一个学长——新学书院足球队的右后卫、日后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魏景蒙。

按：新学书院本是大学的底子，徐文祺曾回忆说：“当时的新学书院在天津，是与南开中学在学术同体育上，唯一相颉颃的学校，每年两校的球队作英国式的足球比赛时，虽没有今日在美国足球赛的伟大场面，但在那约六十年前的时代，每赛时观者必近千人，也就可观了。”

日后，不知怎地，新学书院降成了中学，与南开相比，直是判若云泥。

此后，魏景蒙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徐文祺则入清华，1934年毕业，入上海市公丨安丨局第二科护照查验组，当上了一名“外事警官”，他的组长俞鸿润，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