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53)

马啸天回忆说：“汪精卫还没有约定见黄的日期，却收到了76号的密电，说是军统已派了两个特务到南京来见汪，准备在接见时，将汪行刺，并说内中有一个人曾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要汪注意。”

出卖黄逸光的，居然是京沪区区长钱新民。

陈恭澍说：“黄、邵二先烈的牺牲，均非本身有失，而是受到联系关系的牵累，这在‘反间活动’中，该是一个血的教训。”

陈恭澍口中的所谓“联系关系”，即指钱新民。因陈后亦落水，因此，当他提及钱新民等与他有类似经历的的人时，常常用些“曲笔”，甚至百般回护、辩解，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时，索性略去。

李雨生说：“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后，钱新民区长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不意在公司附近，为伪‘特工总部’万里浪手下林焕芝等发现，一面盯牢，一面即通知‘七十六号’派来大批人员守候，迨钱新民区长理发已毕下楼时，即被林焕芝等挟持至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当即在钱区长身上抄出一些地址及电话号码，随之，即展开搜捕行动，于是南京区书记室在沪人员大都均被伪‘特工总部’捕去。”

钱新民的被捕，后果很严重。徐远举说：“钱新民在沪宁潜伏活动三年多以后，由于目标暴露，引起日汪特务机关的注意，1941年夏在上海被原系军统运用分子后投敌的李燮宇扭住，送日汪特务机关，经诱降叛变，钱所领导的组织归于瓦解。”

按：徐的回忆中，对钱被捕的时间记忆有误。另外，李燮宇是丁锡山的手下，抗战开始以后，与丁一同附逆。按李的经历来说，应该不会认识一直搞秘密工作的钱新民。

潘光祥就是被钱新民出卖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潘回忆说：

“记得那天晚上，副区长尚振声匆匆回来，马上叫译电员杜雪帆把所有机密文件全部烧掉，又叫电台做好转移准备。谁料不一会，钱新民已带着不少汪伪特务上楼来了，把我们全部捉去。钱新民和我乘坐一辆汽车，尚振声、杜雪帆则另乘一辆汽车，钱新民和我所乘的汽车直接开进了汪伪特工总部，当天晚上我和钱新民就睡在万里浪家中。那天晚上，万里浪把他们拟好的电报交给我，要我用他们预备好的一部电台，将这份电报直接发给军统局总台收。”

被捕的当晚，钱还悄悄对潘光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已派安少如到后方去了，将来我们可打入汪伪伺机做些反间工作。”

钱新民“反间工作”的成果是，不仅军统局京沪区几乎被汪伪“一锅端”，同时还连累了邵明贤和黄逸光。李雨生说：“钱被捕之后第三天，被押解至南京，遂将黄逸光、邵明贤二同志亦分别拘捕。”

这就是“七十六号”密报汪精卫，说有人要对他行刺的由来。

马啸天说：“汪精卫看了电报，虽没有两个人来要见他，可确有徒步旅行团团长其人，除电告李士群外，遂着林柏生约特工总部南京区长马啸天来，告以经过。马当即着侦查科长姜志豪派人调查。这个房间里除黄逸光外，同住的还有一个傣族人叫黄征夫。于是由两个南京区特务，化装成中央饭店的茶房，趁黄逸光、黄征夫出去吃饭的时候，入室检查，在橱里的衣服袋内，发现四寸手枪一支。去的人未动袋内的枪，仍化装为茶房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马啸天将经过情况电告李士群，李又转电汪精卫请示，汪复电逮捕。”

按：黄征夫原名黄和吟，祖籍广东饶平县，出生于泰国，是个混血儿。据称黄曾肄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此后，不知以何因缘进入军统，其时，黄征夫为军统特派员，与黄逸光到南京来的使命并不相同，纯属巧合。但二人住在一起，则显然违反秘密工作的一般原则，致被一网打尽。

1940年11月19日，黄逸光被捕。

马啸天说：“马啸天曾知黄逸光打死过老虎，其力大可知，为了防止意外，除派了曾在上海大世界以武术卖过艺的大力士王霖外，又派了六个侦行员，随同侦行科长姜志豪一起前去。当时黄逸光果然凭着自己有些臂力，想起来反抗，他虽然打死过老虎，可是蛮力还不如王霖，给王霖制住了。黄征夫生得矮小，身体灵活，一见这些人进来，便知不妙，一个箭步想窜到衣橱前去，拿橱里那支手枪，可是已给冲进来的侦行员把橱门挡住了，终于双双就捕，被解到颐和路2l号南京区。又在黄逸光的身上，搜出了一包毒药。”

与此同时，邵明贤也暴露了。他的问题是出在电台上，马啸天说：“马便会同特工总部南京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晋辉，由晋派人在明瓦廊邵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专事窃取邵与重庆方面的电讯，查出军统局本部的指示，要邵在中央纪念周或大宴会时，刺杀汪精卫及其他重要傀儡。马即电李请示，李复电立即将邵逮捕。”

邵、黄被捕以后，被押在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在这里，黄逸光、黄征夫见到了不少“同志”，而且是各个方面的同志。

在抗战之前，国民党的各方势力，如特务处和调查科，可说泾渭分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能做到彼此相安无事、不打架，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是名义上在一个系统当中的国民党的党务干部和调查科，彼此也是两回事。

但抗战开始之后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沦陷区，彼此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从事的是相同的地下工作，险恶的环境容不得继续内耗（也没这个精力），因此，1938年之后，大家会发现，国民党内的各个方面之间，陡然间“团结”了许多，彼此居然能够坐在一起研究问题了，如前面提到过的、天津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如以后要说到的“上海统一委员会”，都是大敌当前，不得不如是尔。

因此，这一段的叙述，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乱，一会儿说军统、一会儿是中统、一会儿又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一些干部，这没办法，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他们是在一个阵营当中，面对的是同一伙敌人，坐的是一个牢，受的是一样的罪，在叙述中，很难截然分开。

按：在日后，经历最曲折的也是这批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个期间，这些“地工人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汪两个方面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很奇特的际遇。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当中，如果仅仅简单地用“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等等习惯上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到底是什么颜色，显然过于简单。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中间相当的一批人，在日后就成了“灰色人物”，不但别人搞不清楚，自己都说不清楚。还有些人，恐怕是想说都不能说。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派在南京的一个“地工人员”——马元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