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50)

余玠的叛变，令戴笠切齿痛恨，发誓非得宰了他不行。在回忆中，陈恭澍曾引述过当年戴笠的一通电报，这通电报是1940年7月24日发出的，收报人是毛人凤：

“人凤兄：据日来伪特工部份之往来电报观察，伪方之特工，近在积极扩展，津浦已展至蚌埠，长江已展至宜昌，华南已展至中山港澳；因汪逆固为特工老手，而其目的则以扩展特工，伸张声势，以图抑制吾人之工作，取得敌方之信任也。吾人当前之对策，在乎铲除其各地之干部，与破坏其电讯系统。现李开峰、张云飞两逆，吾人应多方设法查明其亲友，诱致其归来，或予以制裁，藉以打击其电讯之扩展。此事请即约有关主管同志一谈。健进手上。”

按：“健进”是戴笠当时的化名。张云飞则是余玠在“七十六号”中的助手。

张云飞与前面提到过的潘光祥，另外还有一个叫温酿的，都是原航空气象情报台的分台长，亦是军统干部。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沦陷后，电台人员周光球、周英杰二人在其亲戚掩护下进入难民区，暂时潜伏下来。1938年4月区部指示，尽快将城内留守电台装架就绪，以便与重庆军统局取得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两位女报务员未能安装架设。区长钱新民命令在江北的国民党航空气象情报第26分台台长张云飞潜返南京城，主持安装任务，这样才恢复了与重庆军统电台的联系。钱新民命令张云飞和周光球以夫妻名义在一起，遮人耳目，负责收发各项情报电讯。”

潘光祥说：“同时把周英杰调出南京城，派到六合县瓜埠镇附近与刚从汉口航空气象总台调来的88分台台长潘俊滔（即潘光祥）在一起工作。该台除向航空气象情报总台报告气象情况及日军飞机动向情报外，还为南京区收发各项情报电讯，同时又与城里张云飞电台保持联络，收发区部与城里组织间的来往电讯。后来为了加强南京城内的组织电讯工作的力量，又将航空气象情报第85台台长温酿调到城里工作，加派报务员刘正凡随同前往，搜集日伪活动情报，即时向区部和重庆军统总部汇报。”

就在此后不久，张云飞、温酿均被捕，旋即落水，又成为汪伪的电讯骨干。潘光祥说：“1939年8月，军统南京区城内组织遭到汪伪特工破坏，两部电台及工作人员均为汪伪特工所获。其主要人员谭某、杨国栋、张云飞、温酿等人被一网打尽。由于汪伪政权正急需搜罗特工电讯人材充实力量，经过软硬兼施，高价收买，所有被捕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汪伪特工的上宾。如后来张云飞担任了特工三处侦察总台研究室主任，温酿担任科长、新华无线电学校校长。”

按：“谭某”即前面说过的谭文质。

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电讯人员，等于是陈明楚在帮“七十六号”南京区的建立扫平障碍的同时，又帮着“七十六号”充实了电讯部门，一下立了两功。潘光祥说：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特工总部决定，把伪总部三处（电讯处）迁到南京北平路38号，同时宣布成立南京无线电通信总台。另在上海、广州、汉口、苏州、无锡、镇江设立支台，各县设立分台，相互通讯，及时电汇南京总台，形成一个较大的无线电报通讯网。该处（电讯）处长为晋辉，副处长余介，总台长阮行舟。”

因此，“七十六号”的电讯部门始终设在南京，与“七十六号”本部是分开的。

由“七十六号”的电讯处开始，汪伪又建立起两个独立的通讯系统，潘光祥说：“与此同时，在汪伪军事委员会下也设立了无线电总台，由张和卿（即张亦璞）担任少将总台长。在各地驻军部队中（军、师级）设立支台，或分台，由总台委派负责人与驻军筹办，形成军事系统电讯网。此外，周佛海控制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也单独设立银行总台和各省、市支台，另成体系，与军事、特工成鼎足之势，各自为政，互不相关。”

日后，周佛海暗通军统，靠的就是他的“财政部”控制下的“中央储备银行”的通讯系统。

为培养电讯人才，汪伪又仿效戴笠，建立起两个无线电学校，潘光祥说：“这时汪伪政府已有特工、军事、银行三个无钱电台的体系，技术力量需要充实。为了培养电讯工作的人员，南京办了两个无线电学校。一个是南洋无线电学校，地址在韩家巷，校长是伪军委总台长张和卿兼任。一个是新华无线电学校，在王府园，校长是余介（特工、总部三处副处长）。”

这就是汪伪的电讯系统建立起来的经过，说起来，陈明楚“厥功至伟”。

接着，陈又抓获了军统上海区苏州特别组组长王道生，王亦落水，旋即任“七十六号”的苏州站站长。

至此，陈明楚为“七十六号”在南京建立组织扫清了一切障碍。

1939年9月，“七十六号”的南京区在颐和路21号正式“开张”，首任区长即唐惠民，副区长陈明楚。

“七十六号”南京区某内部人员说：“当时，汪精卫政权尚未正式成立，要以一个尚未出笼的伪政权插足到另一个公开的伪政权‘维新政府’中去，不免要发生各种矛盾。因此，‘76号’特工总部在与日方洽商后，决定将南京区的对外名义暂时定名为‘日本南京宪兵队特务班’，每人发一枚证章，以资掩护；同时由日本宪兵班作为‘指导班’，与由汉奸组成的特务班相配合，并决定特务班的对外活动，例如逮捕人，指导班就要派宪兵协助进行。南京区有了日本宪兵的‘指导’，就可以避免与“维新政府’发生摩擦，倒也便利了不少，所以也很乐意。

与丁默邨、李士群一样，唐惠民也是“中统”出身，而且抗战前夕，他们是《社会新闻》的同事，因此唐惠民在“七十六号”的资格很老，与丁默邨、李士群一起号称汪伪特务组织草创时期的“三巨头”之一。

丁默邨知道李士群不是池中物，自己是被他拉进来的，如今反而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深恐他捣蛋，于是刻意抬高唐惠民，“特工总部”成立以后，丁为主任，李、唐为副主任。

唐惠民的亲戚王惠农（“七十六号”南京区总务科副科长）说：“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气味相投，骨子里勾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邨性情急躁，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

李士群深知丁默邨的用意，于是着力在丁面前说唐的坏话，挑拨二人的关系。王惠农回忆说：“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邨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等到丁默邨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邨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邨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丁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尤其军统南京站，竟然几乎全部转入汪伪特工组织，充当小日本的帮凶，为何其中不出现几个硬骨头慷慨赴死呢？

-------------

也有硬骨头，邵明贤就是。

还有一个现象，一些军统以外的，在敌伪面前，反而很坚强，比如黄逸光、陈三才。

至于成建制落水，其实并不奇怪。一是在抗战初期，很少有人认为中国能胜。

第二呢，汪伪特工，全是原军统或中统人员，彼此间不是熟人就是原来的上下级，引诱起来容易得多。

第三，许多人都是脚踏两只船，当时为了保命选择落水，此后，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再跟原“组织”接上关系，陈恭澍、钱新民、余玠莫不如此。

不过这招不一定好使，钱新民死于汪伪，余玠死于军统的“制裁”，陈恭澍也差点，所以陈在回忆中说自己：“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