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49)

自从汪精卫等回到上海，直至后来的“还都”，军统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杀。由于此时的军统上海区已经稀里哗啦，因此，这项工作最初交给了钱新民的京沪区。承担这项任务的，一个是邵明贤，另一个叫黄逸光。

邵明贤，1903年生，浙江桐庐人。

邵明贤是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一期毕业生，不过他在校的时候，戴笠还没有控制“浙警”，邵毕业后，曾任嵊县公丨安丨局长，后任江苏省江宁县县长、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陈恭澍说：“邵明贤同志，杭州警官学校毕业，曾任江宁县丨警丨察局长等职。当时的江宁县长，也就是此刻汪伪政权中首要份子之一的梅思平（伪实业部长）。正因为邵、梅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在梅思平一朝袍芴登场，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从事丨警丨察训练的邵明贤同志前往襄助。邵立即报告主持丨警丨察训练的戴雨农先生，自请利用此一机会应邀前去，先取得伪职作掩护，再行相机制裁汪精卫。邵明贤同至于二十八年冬携眷抵沪，在梅思平的安排下，先是在为‘浙江省党部’任书记长，其后又调充伪‘首都丨警丨察厅’督察长等伪职。

马啸天、汪曼云则说：“邵明贤，温州人，与梅思平为小同乡。抗战前，梅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时，邵曾在梅那里当过科长。1940年邵就凭着这种关系，到南京找到了梅思平，并通过梅的关系，得任首都丨警丨察厅督察长。”

李雨生回忆说：“邵明贤同志亦为局本部直接派遣打入南京伪组织工作同志之一。邵明贤同志于汪某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党部’时，充任伪‘中央党部’总务处处长。因而‘南京区’之电台，即架设在邵同志之‘官舍’中（湖南路原中央党部对面党部宿舍）。”

潘光祥说：“后来在南京城里又重新建立军统组织，由邵某以伪首都丨警丨察厅督察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负责城里的组织领导工作。电台就设在原明瓦廊86号督察长的家里，由范星照任台长，该台除与上海办事处潘俊滔电台联络外，还直接发电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联系，专门收发城里敌伪活动情况等情报。”

与邵明贤不同，黄逸光并不是军统干部，而是“运用人员”。黄逸光自述说：“我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因感祖国贫弱，常受外人欺侮，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深以为耻，乃发奋图强，一面锻炼身体以图自卫，一面读书以服务社会，拯救祖国，先习教育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师范，俾作育英才，再习航空毕业民航学校，俟机报效祖国。抗日战起，原以为贡献所学于祖国，驾战机捍卫祖国领空，抵御日寇侵凌，谁料民航与军事航空不同处甚多，所学不能致用，真令人失望。”

曾在南京区任助理书记的李雨生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汪伪组织立于南京，上级电令南京区积极部署制裁汪精卫及各首要，且遴派直属人员至京，黄逸光同志即其中之一。黄同志籍隶广东，原系墨西哥华侨，为人耿介，孔武有力，在墨西哥曾有与虎格斗纪录，尤富于爱国热忱。闻汪组府南京，殊为愤慨，乃转道香港返重庆请缨杀敌。其后获我空军高级将领之推荐，曾入空校受训。未久，因查明黄同志与汪素有渊源，经商得同意后，乃派往南京打入汪伪组织。黄抵京后，即获汪某亲自接见，任为伪‘航空委员会’委员。立足已定，已有大好机会，可待机行事。”

陈恭澍的回忆，也曾谈到黄逸光，他说：“黄逸光同志是空军健儿，因与汪精卫有渊源，经空军将领推介入军统局，施以短期训练后，派赴南京，肩负制裁汪某任务。资料中有云：‘黄逸光同志，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华侨。民国二十四年结合好友作徒步环游世界旅行，抵巴黎，在欢迎会上得与汪精卫相识。二十七年黄逸光同志旅次非洲，闻祖国首都以陷日寇之手，遂即终止环游，买棹返国径赴汉口，与汪精卫再度见面。汪留他在私寓住下，并写信介往昆明航校受训，临行，更赠以川资，黄入航校分班时，因不适于战斗飞行而编为地勤，黄深以为憾。’”

陈说：“迨至汪在南京搞伪组织时，汪之妻弟陈耀祖有信致黄逸光同志，提到汪对之有恩情，煽动黄同志在空军中响应‘和平运动’。黄收到陈信后，即持以报告上级主管，这也就是他投效军统局的原由。黄逸光同志到了南京之后，初被任为伪‘教育部’专员以及‘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但以职位不高，正培养与汪接近机会中。”

李雨生还说：“上述之黄逸光、邵明贤两同志之活动，均由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直接联络；黄、邵二同志平时对敌伪一切静态、动态情报，亦交由南京区转报上级。其中可供参考运用者甚多，厥功至伟。”

在这里要用点笔墨，谈谈钱新民在汪伪方面的“对口单位”——“七十六号”的南京区。

前面说过，丁默邨、李士群二人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在“七十六号”成立起他们的小组织，其时间尚在汪精卫到达上海之前，但日本人明确规定，丁李的活动，必须在日后与汪精卫的“组府”合流。

因此，当汪精卫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为这次大会提供了“完备”的安全保卫工作的“七十六号”就正式与汪精卫一伙连成一气，汪设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的机构，以周佛海为主任委员，梅思平、丁默邨和李士群为副主任委员。

不过，这个委员会是个空架子，其实质在他下面的“七十六号”，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李士群和唐惠民。

“七十六号”的“本部”一直设在上海，因此，当伪“六全大会”结束之后，丁李便着手在南京设立他们的第一个“派出机构”，为汪精卫即将进行的“还都”做好准备，这就是“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由来。

派到南京进行“筹备”工作的，就是军统第一个主动投敌的叛徒陈明楚。

“下车伊始”，陈明楚就立下头功一件——抓获了军统局电讯专家余玠。

余玠，本名李开峰，在戴笠手下众多的电讯人员中，余玠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比起魏大铭来，也不遑多让。毛森回忆说：“此人非特电讯专家，也是密码能手；他是军统局电讯督察，地位仅次于电讯处长。军统局所有报务员，多是他的部属或学生，一切通报惯用方式，他都知道或由其所规定，各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他多听熟了，一听即知某人与某人通报（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每人不同；犹如说话音色，各人不同，虽在隔壁说话，立可听出某人声音）。”

余玠被捕之后，马上反水，这下军统可是赔到家了。毛森曾主持了日后对余玠的“制裁”，他在回忆中说：

“他（指余玠）对一般军政机关所用的密码，好像明码一样，能很快破译，即军统局特编密码，也能凭其经验技术，予以破译。在沦陷区各秘密电台，被其次第破获，即后方无线电报，也被其收去破译。电报被收破译，等于一切军国大事呈供敌人主宰。弄得不敢使用无线电报，陷区工作无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