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48)

消息公布的时候，汪精卫一伙正在从上海往青岛的轮船上，兴冲冲地正准备去与王克敏等会谈，结果这一盆冷水泼将下来，登时从头凉到了脚心。周佛海在日记中说：

“十一时半起，午饭后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愤慨之至。影佐来，谓与大局无关，劝余并转陈汪先生安心。其意在慰余，而其内心亦焦灼万状也。”

又说：“晚饭后，汪先生约集同来干部开会，商量应付会议各项办法。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之视听。”

在日记的最后，周佛海咬牙切齿地说：“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次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又说：“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二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泣下。”

事发时，今井武夫也在青岛，他在回忆录中说：“然而真是好事多磨，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早在一月初就从上海出奔到香港，脱离了同志们，在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上，突然把作为日华两国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草案揭露了出来，发生了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的事件。”

在回忆中，今井对高、陶二人做了不同的评价，他说：“高宗武和周佛海一起，一开始就是把汪兆铭派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是由于他的言行过于脱离常规，我们对他的信念难以置信。……高和他同僚日益缺乏互相的理解，并在同志间失去了威信，尤其对新政权给他预定的新职务也流露出不满，他对和平运动失去了热情。因而他的逃跑是毫不值得惊奇的。”

对于陶希圣，今井说：“但是陶希圣的脱离，从他的真诚的人品来看倒是出乎意外，正因为如此，这事给同志们在精神上的影响是不小的。特别是两者不仅止于单纯的脱离，甚至把迄今极端秘密进行的密约发表在报纸上，这种行动使同志们感到愤慨，完全把这看作叛变行为。”

2月26日，今井武夫接到了陶希圣给他的一封信，其中表示：“今后中日之和平，断不能得之于汪政权，必须另觅途径。弟追随汪氏十四年，以主张和平，又相随之至上海，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失望以至于出走，决非改变和平初衷。”

对此，今井评价说：“单就这封信来看的话，可以看出，高、陶两人都认为和平政权将要成为日本军的傀儡，对汪兆铭之实现真正的日华和平，觉得未必能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对于所谓同志也难以看出他们有纯正的救国诚意，因而造成失望的结果。如果同以后汪政权的失败合起来考虑，宁可说在他们的心中倒是有不少值得同情之处。从某种意义来看，这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超出了近卫声明的强硬的权益要求，可以说这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

此事对于汪精卫等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组府”还没有开始，已经处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以后可怎么办！

金雄白说：“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今井说：“对于高、陶的暴露密约，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立即分别加以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

据陈春圃说，当时陈璧君令他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一个谈话“辟谣”，陈春圃听了有些犹豫，因汪从未给他过这种“授权”，只有曾仲鸣生前曾扮演过这个角色。陈春圃回忆说：“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责怪有她承当。”

对此，汪伪的“喉舌”胡兰成回忆说：“转瞬新年，汪先生飞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会商解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陶希圣、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约草案，上海当时唯汪夫人留守，她命陈春圃以汪先生的随从秘书长名义，对此发表声明。……那天汪夫人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

最终，陈春圃的谈话是这样说的：“就本人所知，最近数度之折冲，高、陶已未参与，因此最近之文件高、陶即使蓄意摄存，已为事实不许。总之，吾人与日方所商定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

在看稿子的时候，胡兰成顺便向陈璧君“进言”说：“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沈任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

陈璧君听了大怒说：“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

话虽如此说，周佛海还确实找陶的学生沈巨尘、鞠清远谈过话，“极力慰之，使勿动摇”。

在回忆中，胡兰成还说：“日方有意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混为一谈，单方面提出了一个草案，但因这边坚拒，遂成拦浅。及被陶高发表了，日方果然也惊，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分开，后来南京政府成立，颁布的基本和约，即大体依照汪先生与近卫所作的，仅是些原则，多少也是陶高事件所赐。”

24日，汪精卫又通过记者说：“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均系自始即参加和平运动者，然自去年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同志在河内被暗杀之后，二人即怀极度戒惧心理，当余本人在河内之际，曾屡次电邀高宗武来河内，然彼无论如何，不应邀前来，因此之故，同志方面，亦即久不与相往还矣。陶希圣亦系一优柔寡断之人，毫无坚强决心，此与高氏如出一辙。然余因彼等两人，均系早已加入和平运动者，故对彼等二人，亦竭力以尽量之宽大态度待遇之。迨去年十一月左右，因对于彼等二人之态度，发现可疑形迹，故此后遇有重要交涉，即不复使彼二人参加，二人乃竟窃取去年十二月五日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份人士之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实堪慨叹。……故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

然而，一切这些都是徒劳的，这一点，甚至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今井武夫说：“但是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我和板垣总参谋长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到二十七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知道了这个报道，立即同汪、周、梅等会见。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唯有长叹而已。”

高陶事件之后，高宗武即“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于1940年3月赴美，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并于1994年以89岁的高龄辞世。

1944年，即抗战还未结束时，高宗武用英文写了一本题为《深入虎穴》的回忆录，其中部分地谈到了当年从探索“和平”到最终“出走”的一些情况，但因故一直未发表。直到2005年，这部手稿才被发现，并由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译成中文，以《高宗武回忆录》之名公开发表，其时，距高宗武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至于陶希圣，逃出上海以后，一直滞留香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大逃亡”一节当中，我们还要谈到他。

在“高陶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黄溯初，事后回到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黄达聪说：“据伯父事后回忆说，他因腰部不好，当时坐下后立不起来，蒋亲手扶他起来，临别时又为他披上大衣，送他出来。”

1945年，黄溯初在重庆病逝，没有来得及看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