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47)
万墨林终于交卸了自己肩上的重担，他说：“那一天行事顺利已极，我假想中的四处枪战全部都没有发生。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匕鬯不惊，就这么一路无阻的冲出天罗地网，逃到了驶往香港阖家团圆的邮船上。最后的嘱咐，是上船后人各一处，相互装做不认识。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也不能将内心的感受，流露于神色之间。意大利邮船启碇了，我和我的兄弟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肩上的千斤重担，暂且卸下。”
陶琴薰回忆说：“在船上，相依为命的姊弟三人，竟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房间里，而且用了三个不同的姓氏，这也是一件值得苦笑一声的事吧！船未开出吴淞口以前，我的心简直跳动得太厉害了。我幻想着我们会被日本宪兵查出来，捕到虹口去，或者丁默邨的喽罗们会把我们解往极斯非而路的七十六号里，‘砰！砰！’两响就毙死了我们。那个地方，嘿，听说害死了不少无辜的人。再不然的话，也许汪先生又会叫我们住在一一三六弄里，等父亲回沪才放出来。但父亲若回上海，我们自由了，父亲就死了。唉！想来想去，头都想昏了，只是没有一件比较和平安静的事。这世界真可怕！真可恨！”
陶恒生说：“午后海轮起锚开行，沿着黄浦江徐徐航行一小时，出了吴淞口进入公海，我们姐弟三人在甲板上相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才知道刚才大哥紧张过度，引起腿肚抽筋，所以痛苦万状。曾资生先去服务台发了一封平安出海的电报，然后带我们去大餐间大吃一顿，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后两天，我们每餐都在意大利侍者的殷勤招呼下，享受从未尝过的美食和甜点。”
陶恒生说：“一月廿三日上午十时抵达香港，遥望码头上，连士升先生雀跃而来，庆贺脱险，盖父亲廿一日将密约送交大公报，廿二日已经见报，我们真是虎口逃生了。众人先驱车到他家中休息片刻，然后欢天喜地地回到九龙塘家。姐姐一进大门，一面往里跑，一面大叫‘姆妈！姆妈！’母女相拥而泣。过了几天，我回到九龙塘小学复课，校长在朝会上特别介绍，级任老师黄女士及全体同学们，都起立鼓掌欢迎我历险归来，回班上课。”
对于万墨林在危急关头的仗义出手，无论是高宗武、还是陶希圣，此后的多少年，始终感佩于心，都曾经写文章表示衷心的感谢。1971年，高宗武曾写过一篇《寿万墨林先生七十》，盛赞万为“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之幕后英雄”，他说：
“墨林先生对国家、社会、朋友之鞠躬尽瘁，贡献之大，举国皆知，尤其在抗战时期，被敌劫持，坚抗不屈，折暴敌、泣鬼神之大无畏精神，自将留芳百世，不容余之喋喋，而余之所以对墨林先生之名，历三十年，隔千万里而不忘怀者，实以其临难不苟免，具人类无上之牺牲精神，表现我中华民族之至高道义，非心有定力，性具根基者，焉能臻此。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墨林先生兼有此三德，岂非我中华民族之出类拔萃者乎？”
陶希圣也因万墨林在抗战中两次被捕不屈而撰文予以表彰。对此，万墨林表现得很谦逊，他说：“至于奉命跑腿，出点微力，在高陶事件中卑不足道的区区在下我哩，承蒙陶希圣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起过，使我得着莫大的光荣。”
万墨林姿态很高地说：“陶先生的溢美之辞，我真是感激之至。不过，我在上海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且彼此都为国家民族，引头一快，死而无憾。时在美国的高宗武先生、刻在台湾的陶希圣先生，和他的公子千金，对我来说，只有让我分享一点点光荣的大德，绝对没有欠我的情。”
最后，万墨林风趣地说：“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
万墨林说得不错，此时的汪精卫一伙，的确狼狈到家了。
1月21日，也就是陶希圣的三个孩子已经航行到公海、绝无生命之虞的时候，高宗武的胶卷送到了香港《大公报》。
1月22日，该报以通栏大标题发出了这条震惊中外的新闻稿：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除公布“汪日密约”的全文以外，当天还同时刊载了高陶致《大公报》的一封信。信中，二人称：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径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荼，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
“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属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它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
最后，高陶说：“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发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
同时，报纸还刊载了高陶致汪精卫等的一封公开信：
“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先生、汪夫人钧鉴，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陈春圃、林柏生诸兄勋鉴：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临电神驰，不尽万一，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即希圣宗武亦幸甚。陶希圣高宗武叩。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