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冰如，够狠！服了。

昨日军统(446)

陶希圣回忆说：“冰如到港后，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她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陈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到青岛去了。

按：汪精卫去青岛，是与日本人及王克敏、梁鸿志、内蒙德王等人会晤，谈未来的“组府”及及分赃等相关问题，在汪伪政权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事，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从1939年底就在紧张地筹备这次会晤，因此对高陶二人的情绪变化和活动有所忽略，结果出了大事。

万冰如一到香港，杜月笙就开始启动营救陶琴薰等人的“程序”。

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无疑，仍旧是万墨林。陶希圣说：“我与杜月笙先生筹划，如何救那三个孩子出险。我们商量的结果，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络，图谋偷运出口的方法。”

万墨林回忆说：“三连环的锦囊妙计用到最后一计，香港那边此较轻易，上海这头可就要费点手脚了。杜先生给我来了一个电报，尽速设法营救陶先生的三位男女公子离沪赴港。陶先生派了一位曾资生先生到上海，和我联络，如何将三个孩子救出虎口。”

陶恒生说：“我们住宅附近突然多了闲荡人物，家中佣仆言行诡异，种种迹象，显得我们姐弟三人处境相当不利。曾资生负责万墨林与我们之间的联络，要我们静待安排船票，准备随身物件，依照指示行动。他偷偷告诉泰来哥：家里的汽车司机是七十六号派来的，我们的行踪要保密。”

万墨林说：“我先打听汪精卫方面的动静，获得确息，汪精卫、周佛海已经离开上海去青岛。事后方知汪精卫一行离沪之前，陈璧君收到陶夫人的一个电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他算是吃下一剂定心丸，就此和周佛海北上。……汪精卫周佛海一走，上海的大小汉奸松了口气，乏人监管，自然松懈，正是展开行动的大好良机。我坐了汽车，亲自到环龙路陶公馆附近一带查勘，发现陶公馆门前正在修马路，压路车机声隆隆，日夜不休，蓦的想出了一条计来。

于是，万墨林买好了4张船票，请来曾资生，“两个人咬次耳朵，我告诉他如此这般行事。曾先生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电话，叮咛她如何按部就班，从容出走。”

根据万墨林的计划，首先要将较小的两个男孩子与大姐琴熏分开，转移到别处，免得当天三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于是，在环龙路陶家，这样一幕出现了：

“泰来和恒生两位公子声声的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监视人员听她说她把弟弟送去就回来，当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命司机开车子到沪西兜一转。陶小姐绝不耽搁，交代清楚立即原车回到陶公馆。”

万墨林说：“一夕平安无事的渡过，次日一早，我调集一批弟兄暗藏枪械，化装为各色人等。再叫祥生汽车公司准备三部出租汽车，一部由我用，两部停在杜月笙先生的杜美路公馆围墙外，一爿煤球工厂的前后出口，司工机一律用我们自己带枪的兄弟。我把当日出动的兄弟分成三批。二十个人在十六铺码头，二十四个人在煤球工厂。我那部出租车上，有两名枪法最好的保镖。”

当天，万墨林的计划周到至极，看来杜月笙的“手机”的确不是一般人。他的安排是这样的：

第一步：“那天一大清早，我便带两名保镖，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霞飞路西段陶小姐学校的后门口，等陶小姐由汪精卫派的监视人员护送她上了学，她会按照曾先生昨天所传的话，不进课堂，学陶先生的样，走进大门穿出后门，坐到我等好了的车上，飞车疾驶。万一被汪精卫的人发觉，我们就一路且战且走，直驶杜美路，那边我埋伏好了二十名枪手在等他们，不难一举解决。然后，再去沪西接陶泰来和陶恒生。‘七十六号’纵使闻讯急起大队来追，他们决不会想到我们突然来个向后转，不去码头而去沪西。”

第二步：“接到了陶小姐果然平安无事，我们便直趋沪西，接陶泰来与陶恒生，再度前往十六铺码头并不弯路的杜美路煤球厂。倘若有追兵，我们就藉煤球厂的烟雾腾腾，近在咫尺，不辨面目，用二十名枪手挡住兵不许越雷池一步。前门进后门出，后门进前门出，反正两头都备得有接应的车辆，尽可保着三个孩子换车上码头。如果根本无人察觉：我决定也在煤球厂换车，三个孩子一人一部。至于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摊开来说：无非防个万一，我不能让三个孩子一齐牺牲于乱枪之下。换言之，也就是逃得出一个是一个。”

第三步：“托天之幸，杜美路换车也能过关的话，那就三部车各载一个孩子，直奔十六铺。码头附近，也有二十名枪手随时备战，挡住追兵。然后，三个孩子分乘三只舢板，各有三名保镖，护送上意大利邮船。”

行动的日子定在1月21日。

陶恒生回忆说：“清早，泰来哥先命亲戚李天锡雇一辆出租汽车到五舅家等候。然后琴薰姐先去学校，泰来哥带着我坐家中汽车，骗司机说去二伯﹙父亲的二姐，即二姑妈，我们称‘二伯’，家乡的习惯﹚家去玩，要他下午来接。车走后，两人立刻离开二伯家，乘黄包车直奔五舅家，跟姐姐提了皮箱及包包，改乘那辆预先雇好的出租汽车，到大光明戏院门口，与曾资生的汽车会合，同去十六铺码头边的一座煤球厂。厂里面漆黑一片，工人们满脸煤灰，黑白不辨。此时只见一人掏出白色手帕，向江心挥舞，一艘小汽艇快速驶来，我们连忙上了汽艇。曾资生把船票分给我们，并且告诫说：‘此去登上大船，我们四人的舱位是分开的，上去之后，装作谁也不认识谁，千万不可交谈，以免被日本宪兵一网打尽。’”

陶恒生说：“小汽艇飞驰至江心，远远看见许多日本兵在海船入口处检查旅客。小汽艇一溜烟从船尾绕过去，到了船身的另一边，四个人由汽艇水手协助，攀登海船水手拋下的绳梯上船。船上水手动作神速，我们四人登船后立即收回绳梯，关上舱门。我的床位在一间容纳七、八人的统舱上铺，大哥则睡在舱房另一角的下铺，我可以看得见他。姐姐分配到另一间舱房。船尚未开，忽然大哥在床铺上抱膝翻滚，状甚痛苦。我因为早被告诫任何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得有反应，只好默默地看他用力捶腿，不敢声张。过了一会儿，他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