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冰如说：“邮船出了吴淞口，希圣从船上打来电报给我。我立刻派人送信至愚园路，呈上汪公馆。这时候，汪精卫与周佛海已接到高宗武出走的情报，他们想不到陶希圣也走了。汪接到希圣告别的信，大为惊慌。他们知道我们全家留在环龙路，便加派特工人员，监视我家。我感觉事情严重，一日三餐的蔬菜和米粮都成了问题，一家人的生命更在七十六号的手中，我们母子们要遭毒手，是可以预料的。”

这就是万冰如“救夫”三部曲的第二计——“割肉喂鹰”。

陶恒生说：“若不是她在父亲最沮丧无助的签约前夕，假造父亲病象，不动声色地密商潜逃办法及外出办理证照，且决定不顾自身安危，留沪殿后，父亲如何能无后顾之忧，放心离开？”

昨日军统(444)

万墨林回忆说：“所以二十九年元月初轰动世界的高陶携带日汪密约脱险抵港的事件，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摆脱敌伪的严密监视，完全是高宗武、陶希圣两位先生，凭他们的机智与勇气，所独立完成的。等到他们两位一脚踏上胡佛号，我的任务即已终了。实际上我只代买了两张船票，在码头上作了一次严密的戒备而已。后来，方始由高陶两位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举重若轻的完成了脱险的第一步。譬如陶希圣先生，他就是在那天早晨，算准了时间，由家里乘汽车到国泰饭店，叫司机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进前门穿出后门，再雇出租汽车到黄浦滩码头，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胡佛轮，平安出海。”

上船以后，高陶二人彼此却找不到，原因是他们都编了假名字，却谁也想不起对方应该叫什么了。

高也不敢出门，只好伪称晕船，叫人把饭送到舱里来。他回忆说：“仆役到九点钟才送食物来。我已经很饿，把东西吃个精光。可能换了环境使我胃口大开。在上海时我一直消化不良。仆役还是很好奇。‘怎么晕船的人胃口这么好?’”

第二天，高陶会齐，高回忆说：“旅途中陶冒失地发了一通无线电报给上海家里报平安。这增加了我的不安。幸好日本人没有发觉。”

一到香港，高宗武就去看陈公博。当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是：“宗武，我知道你会离开。”

高宗武回忆说：“在上海时，陈离开之前，我曾告诉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离开。现在陈告诉我他曾经把这句话复述给汪。”

当时汪对陈公博说：“告诉宗武，如果他愿意参加新政府，他的职位将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如果他不愿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我不会勉强他。”

高宗武回忆说：“我们在香港谈话一个星期后，陈公博去了上海，当上了傀儡。”对此，金雄白说：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

在回忆中，金雄白还“谴责”说：“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参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前面说过，陈公博之于汪精卫，真的是爱护有加，爱护到陪着他送了自己的名声不说，还替他接受了“显戮”。抛开旁的不说，对朋友，陈公博够“意思”。

1月7日，高宗武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杜月笙转给蒋介石，信中是这样说的：“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只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按：信中“玉笙”当指杜月笙。

蒋看了高的信及汪日“密约”后，在日记中痛斥：“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元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随即，蒋命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与杜同机飞回香港，准备将“密约”在香港见报。

不过，此时还不行。

——陶希圣的家眷还陷在上海，要等一等。

从1926年开始，陶希圣追随了汪精卫14年，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渊源，比高宗武要深得多，不能做得高那样“决绝”。因此，“出走”之前，他给汪、周诸人写好了辞别信。陶说：“至五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

陶希圣的女儿陶琴薰回忆说：“父亲走后，我们坐在屋中，说不出是悲是喜，是苦是乐，只是在他‘安抵香港’的电报尚未到达我们手中以前，我们确曾惧怕得坐卧不安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了周佛海已在起疑心，我们更不能安宁。五日的中午，我们将父亲留给他们几人的信分发出去了。立刻，那未曾想到过的恐怖便罩满在我们的四周，甚至于父亲的几个学生。”

事实上，1月4日，汪精卫等人已经发现高陶“失踪”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旋赴思平处，闻宗武、希圣失踪，大约系赴香港；因忆一号与宗武所谈，恍然大悟。余虽觉中国不能不统一，因之重庆不能不联络，但万不料其离沪如此之速也；其事前早有接洽可知，感触万端。”

在5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

周佛海与陶希圣是“商务”时期的老同事了，当年还是他介绍陶希圣到武汉中央军校当教官，陶才走上政界、进而结识汪精卫的。由于彼此的交情更深，因而周对陶就更不能谅解。在日记中，周说：“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

不过，此时，汪精卫等人还没有想得太多，更没有意识到，高陶的出走，后面接着会发生什么，只是加紧了对其家眷的看管。高宗武回忆说：“1月5日，汪精卫接到我告诉他此信到时，我已安全抵达香港的信。他通知了日本军方，日本宪兵部立刻派了二十几名宪兵到我父亲家中，想抓他为人质逼我回来。很幸运，我的父亲已经逃到安全地方。”

按：高宗武的父亲早已由黄溯初派自己的儿子转移。

高宗武说：“但是，受我拜托照看房子的两位远房女亲戚可没那么幸运。我父亲的房子正好在日本宪兵的管辖之下。不过，大门前的街道，却属于公共租界丨警丨察的管区。这里由美国和英国丨警丨察控制。日本宪兵一进房屋就把两位女人逮住。宪兵的响声惊动了一位公共租界警员的邻居，他立刻打电话报警，不一会儿，二十多名全副武装，带着机关枪的公共租界警员开到现场。他们向日本宪兵指出，虽然我父亲的房子归日本人管，可是他们通过公共租界的街道进屋，是绝对不许可的。因此，日本宪兵必须原路退回。如果还要进屋的话，必须从别的方向进入。而且，他们在通过适当路线进屋之前，必须释放两名女人。鉴于公共租界丨警丨察的优势武器，日本宪兵只好悻悻离去。于是，前来营救的公共租界警员带着我父亲的两位亲戚，送她们到安全处所。”

昨日军统(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