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43)

“签约”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高宗武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了字。眼他一起签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日方签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陆军、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代表海军、犬养健代表‘文官政府’，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这就是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高宗武说：“为什么尽管日本人的条款那么苛刻，汪自己那么不满意，还要签字?他踌躇了好几个月，最后把名字写上条约。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签，或放弃日本人，没有人会了解他。他害怕不管他怎么做，都会被唾弃，所以他说服自己走这条职衔高——虽然假、有钱——虽然脏，有权力——虽然空的路。”

高宗武评价说：“有些人批评汪是个没有原则的人。这也许对。他的对或错的政治指标取决于成功或失败的衡量。因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以取得某种成功。虽然他的追随者也跟我一样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赖和前途黑暗，他们还是签了字。他们认为我太‘理想主义’。汪的决定是个政治人物无可避免的那种悲剧。”

高宗武说：“条约的签字使我认识到我必须离开。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12月30日、即签约的当天晚上，高宗武去看陶希圣。

按：高陶会晤的时间，陶希圣、万冰如两口子都说是1940年1月2日，且将最终“出走”的日期记成1月4日（实为1月3日）。鉴于陶、万二人的回忆均写于几十年之后，而《高宗武回忆录》则写于1944年，距事发时间要近得多，因此还是以高的说法为准吧。

高宗武回忆说：“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陶试探地问：“我们离开?”

高说：“那我们还等什么?”

陶接着问：“二月一号、三号和七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高宗武心想：“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舱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

于是高说：“这么大的事得慢慢来。你最好再考虑看看。明天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如果你决定走，我认为三号的‘柯立芝总统号’最好。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国船，即使他们恨美国人。”

高接着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按：其实，3号的船票已经在高宗武的手上了，这是万墨林帮他办的。

高宗武回忆说：“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在陶希圣两口子的回忆中，“出走”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陶希圣回忆说：“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940年元旦，与往常一样，陶希圣去汪宅拜年。他回忆说：“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要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要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

出门时，周佛海说：“你要保重。”

陶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周听了说：“何必如此。”

当天，高宗武也在做同样的事。他回忆说：“我六点起床，赶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礼数。我很怕如果我们见了面，彼此都会不愉快。下过，上午十一时，汪来电话，说今天是元旦，我们一定要聊聊。我实在不好拒绝。

高宗武回忆说：“我跟他一起时感觉非常难过。为了我和他长久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我快要离开了。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复杂而危险，我会走不成的，我实在很痛苦。”

这时，高宗武又想起了这么多年来，汪精卫对他的种种照拂：“我记得一九三七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予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

离开汪宅，高宗武又去了周佛海处。当时高“试着引他谈话”说：“今天元旦，是个检讨过去一年来我们所作所为的好日子。你认为日本的态度怎样?”

高宗武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周虽然签了那份可耻的条约，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这时改变主意的话，仍旧为时不晚。如果他们决定退出，我会愿意推迟我的行程。”

周回答说：“你绝对不能相信日本人。”

高于是问道：“那你为什么不从此不再理会他们?”

对此，周只是简单地说：“那行不通。”

看来，高宗武当天的表现着实不错，周佛海不但没有对他产生丝毫怀疑，反而在当天的日记中意气风发地写道：“宗武来淡，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程，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相谅解。”

至此，高宗武放弃。

当天晚上，高请了几位老朋友在家里吃饭。他回忆说：“那本是个惜别聚会，却是个奇怪的聚会，因为我不能告诉客人我要走了。想到即将长久别离，我很悲哀。没人知道我们何时能够再见，如果还有可能的话!!那晚我一夜失眠。”

次日，恰好陈璧君从香港回到上海，找高宗武，高推说“家里有些事要料理”，一两天之内会去见她。

当天，高宗武取回他的“投名状”——早已准备好的“密约”照片底版。

另外，高宗武给一个朋友留下一封信，请他在1月5日、即自己到达香港之后，再交给汪精卫。

“出走”的当天，高宗武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一月三日上午十时，我离家直奔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准时启航。”

陶希圣则说：“一月四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货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

按：高、陶所乘的邮轮，陶希圣、万冰如和万墨林都说是“胡佛总统号”，只有高宗武说是“柯立芝总统号”，好在这不重要。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万冰如了，她回忆说：“三日的夜间，希圣把辞别信写好，留在我手上。四日上午，他乘车往大马路国泰饭店，由大门进去，由后门出来，坐上街车，直走黄浦滩码头，从旅客中登‘胡佛总统号’邮船：码头上有日本宪兵巡逻，其中也有认识希圣的，以为他去香港有秘密工作，也就不问，让他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