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9)

陶恒生回忆说：“去上海之事就这样决定，母亲命令琴熏、泰来、恒生三人（四弟晋生、五弟范生年幼尚未入学）立即办理休学手续（分别是培道中学、岭南中学和九龙塘小学）。十二月十一日，母亲带了我们姐弟五人到尖沙嘴码头搭船，连士升赶来相送，登船之际，连士升殷殷叮嘱我们保重，早日归来，分手时他已泪流满面，一直站在码头上等到轮船启碇，才挥手怏怏而去。”

万冰如说：“我们就这样决定。鞠清远返上海，在法界租了房子。我带孩子们到上海去，便在华龙路安家。琴薰与泰来在法租界找到学校，交学费每天上课，家中准备久住的布置。”

陶恒生则说：“第三天，我们大小六人出人意表地抵达上海。到后，立即托学生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父亲乃借故离开愚园路，搬来与家人同住，白天仍去愚园路开会。为掩日汪耳目，三个大孩子都去学校报名，缴费上学，装做准备在上海长住的模样。”

万冰如的设计一点不错，只有他们到上海“自投罗网”，陶希圣才有离开愚园路“集体宿舍”的借口，而这是伺机“出走”的前提。陶恒生说：“当年若不是母亲决定命令我们一群子女中止学业，跟着她破釜沉舟地去了上海，如何能减低汪组织众人对父亲的怀疑与猜忌，让他搬离那众目睽睽、行动受制的愚园路？”

这是万冰如“救夫”三部曲的第一计——“舍身饲虎”。

高宗武那边，也在做走的准备，当然，此时他还没有与陶希圣通气。

高宗武找到了他的一位同乡前辈黄群。

黄群，通称黄溯初，1883年生，原籍浙江平阳，后迁居温州。

黄溯初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议员，曾追随梁启超、蔡锷等反袁。后梁启超任段琪瑞政府财政总长，梁因不懂财务，遂请黄任次长，黄不愿做官，甘以幕僚而备顾问。此后，军阀迭起，黄对政治感到厌倦，遂在上海成立通易公司，弃政经商。

1939年2月，也就是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前去日本探风的那次，黄溯初恰好在长崎养病，因黄与高宗武的父亲是至交，因此高一下飞机就去拜望这位父执。黄溯初的侄子黄达聪说：“高宗武与伯父黄溯初素有交往，他父亲高玉环也是伯父的朋友，因此他任亚洲司司长后常到沪向伯父求教。伯父见他年轻有为，态度又谦虚，颇为赞许。”

高宗武回忆说：“黄先生六十出头，是我的温州同乡。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他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不同。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北京旧国会时代，黄是财政部长的最高顾问。他后来弃政从商，在上海成立一间信托公司。结果生意失败，他退休来到长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云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里。虽然他政治、商业两头失败，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黄达聪说：“1939年初春，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赴日本进行卖国勾当，特地绕道到长崎小浜地方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伯父，谈论国事时局以及他个人的去处。他诚恳地要求伯父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予以指教。”

高宗武回忆说：“黄和我住入山上一间温泉旅馆，同住一间房。洗了澡、检查有无窃听设备后，我们开始谈话。我们谈到清晨四时。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交谈。我怀疑除了中国人外，有人会有他乡遇故知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大困难的时代，回到童年时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交谈，那种契合，是别人无法想像的。”

黄达聪回忆说：“伯父见他言词恳切，就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地指出：‘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意指不能当汉奸)，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高宗武听后连连称是，并请伯父赴沪为他安排一条弃暗投明的出路。”

当时，有感于高宗武的来访，黄还写了一首诗，题为“高宗武来访同宿云仙观光旅馆赋赠”：“平生朋旧知多少，谁访孤踪到日边，为我远来留一宿，与君阔别忽三年。身经夷险情逾见，谈到兴亡思欲然，山馆高寒夜寥寂，偶闻石罅泻温泉。”

此后，高宗武随汪精卫赴沪，并将黄溯初也接到上海。黄达聪说：“同年冬，他迎接伯父来上海，高当时在沪寓居蒋百里先生故居。蒋与伯父交情甚深，亦是旧友，伯父也即和高住在一起。”

黄达聪还说：“在上海期间，伯父曾由高宗武介绍会见汪精卫。据伯父事后回忆，会见时间是在深夜．汪的情绪极坏，狂饮白兰地酒。伯父晓之以利害，导之以正邪，力劝汪悬崖勒马，他告诫汪说，无论如何不能去南京组织政府。汪口头允诺：一定不去。”

这件事，高宗武在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当时黄劝汪立即离开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纵”。汪听了回答说，我“宁死不屈”。

就高宗武的出走，黄溯初帮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预先转移高宗武在沦陷区的家小。黄达聪说：“在此期间，伯父为高的秘密出走作了周密的筹划。为了使高出走后，高家老少的安全有保障，预先差遣我堂兄联彬化装潜回家乡，用运木炭的小船护送高家老少转移到安全地方。”

第二，关于高宗武本人的“出走”，黄溯初交给了他的好友徐寄庼。

徐寄庼，1882年生，浙江永嘉人。

徐寄庼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业“巨子”，与杜月笙相熟，抗战开始以后负责上海市商会工作。

接到黄溯初的委托，徐寄庼知道，要让高宗武逃离上海，除了杜月笙，不做第二人想，于是，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杜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

在《杜月笙传》中，章君榖绘声绘色的描写了此事的整个经过：“徐采丞充份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二十八年十月，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的推门进来。”

徐说：“有一件紧急大事，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杜问：“什么紧急大事？”

徐采丞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写着：“高决反正，请速向渝洽。”

杜问：“高──是否高宗武？”

徐说：“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徐采丞介绍说：“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杜又问：“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徐采丞说：“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决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庼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要末只有杜月笙。’”

黄听了徐寄庼的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听到这里，一直没有开腔的杜月笙，突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