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8)

1922年，万冰如的两个女儿同时生病，由于承担家务太多、把孩子的病耽误了，结果三岁的大女儿骊珠夭折，万冰如痛彻心肺，她后来回忆说：“家中人说，死个女孩子算得什么，哭得大家不安，我不敢在家中哭。”

按：万冰如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前两个都是女孩，次女即琴熏，后嫁给了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接着，不知道是不是送子娘娘驾临，万冰如居然连生七个男孩。

1926年1月，陶希圣辞去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教职，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月薪80元，他决定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接出来。在当年，这几乎等于同家庭断绝关系，属于大逆不道，要被人骂的。因此，陶托人去向他的母亲试探此事（陶父已经去世），结果被陶母骂得“抱头鼠窜而去”。无奈，陶希圣只得自己前去“陈情”，最终得到“默许”。

万冰如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临走之前，希圣与我带着俩小孩到婆婆床前，分开帐子，叫声婆婆，她翻了身，把面向里。我们知道她不理我们，只好把帐子放下，我们呜咽不能成声，跪拜之后，洒泪出房。”

陶希圣说：“我们只带了两个小孩，随身衣服及床上被褥。所有我们存在家中、或楼上、或房里，一切物事，都不敢带走。我们在风寒料峭中，走出大门，挥泪而去。从此以后，我们这一房就未曾沾染老家的财产关系。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漂泊之人，只有努力向前撞。”

万冰如也说：“料想今后的生活漂泊流离，一时不会有好日子过，但我们是青年，不可依靠祖业家产，定要勤巴苦做，不怕险阻艰难，总要有出头之日。我们不要向后看，安心向前走，总要得到光明之日。

说起来，万冰如的一辈子，都在“勤巴苦做”，跟着陶希圣，除了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吃苦受罪，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回忆在上海的生活时说：“上海人不看人，只看衣服，一个女人衣服穿得好，商店、菜市马上叫少奶奶、太太、老板娘；如果衣服穿得不好，马上叫娘姨。我是湖北来的乡下人，衣服都是陈旧不堪，被人叫娘姨叫惯了的。”

许多年后，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曾充满崇敬地评价他的母亲：

“虽然早年命运如此坎坷，她无怨无悔，一辈子养儿育女、洗衣烧饭，不论父亲是穷途末路，或身居高位，她永远是布衣粗食、朴实无华，数十年如一日。因此，与父亲时相往来的朋友们，很多都不知道那坐在院角小板凳上、搓板前挥汗洗衣的妇人，就是当年镇静勇敢、临危不惧的陶夫人。其实，帮助父亲脱离上海的这件事，只不过是母亲一生中，太多次为父亲解脱困境的其中一件而已。”

陶恒生的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没有万冰如，陶希圣别说后来的学问和功名了，性命还在不在都是一回事，有这样的太太，真是陶希圣的福气。

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万冰如历尽千辛万苦，带着孩子们追到成都安顿下来，她回忆说：“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十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成都军政首长的应酬也有些忙，不到十天，仍返重庆。第二次是十二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好之后，即往重庆。”

此时，就是陈公博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胁迫下，不得已决定与他们一同“出走”的时候。万冰如说：“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出走”之后，万冰如随陶希圣等先期来到香港（就是给林柏生送去“艳电”的那一次），1939年5月，汪精卫逃到上海以后，电召陶希圣前往。万冰如说：“我母子们都反对他跟随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到日本军事占领区去。他还是到上海去了。”

万冰如回忆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他参加汪方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亲眼看见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他写信给我，信上不能明写秘密的事情，只是说事已至此，真是死路一条，或是触电死，或是投黄浦江。我拿信给连士升看，他两眶眼泪直流，他立刻打电报叫鞠清远来商量。鞠清远从上海来了，他说汪日谈判在进行中，听说年底要签字。他与士升主张年底以前，将老师解救出来。”

连士升，1907年生，福建福安人。

连士升1927年考入燕京大学，听过陶希圣在燕大的课，因此也算是陶的学生，同时，他也是《食货》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不过，与何兹全等几位“亲兵”相比，连士升要大上四、五岁。陶恒生说：

“父亲与他在燕京和《食货》结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年学界有《食货》三‘升’之说，指的是全汉升（北大）、杨联升（清华）、连士升（燕京）三位长期为《食货》撰稿的青年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日后都成功为声誉卓著的一方学者。”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连士升辗转逃离北平，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陶恒生说：“父亲之决心离开汪组织，并顺利到达香港，除了杜月笙、黄溯初、徐寄庼、万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协助营救之外，连士升向母亲提出的真诚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恒生也是“高陶出走”的亲身经历者，或者说是一件“道具”，尽管当时他还很小。他回忆说：“鞠清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亲和琴熏姐深知父亲欲脱身而不能的痛苦，乃请连士升前来共同商量。鞠清远带来的消息，是汪方可能年底在日汪密约上签字，连士升听后非常激动不安，认为事态危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年底以前把老师解救出来，必要时他愿意亲赴上海设法营救。”

这时，万冰如表现出了惊人的镇静和勇气，她“思考之后”说：“我带儿女去，才能解救他离开愚园路，先回到住家，再想办法。”

连士升、鞠清远听了大惊，心想陶希圣一人逃出来都难，怎么反而还要把一家老小都送上门去！于是问：“师母和世兄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

按：“世兄”即指陶希圣的儿女们。陶恒生回忆说：“父亲的几位学生，就是这样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来我们家，有的是来听父亲讲时局、有的是来研究合写论著、有的是干脆来玩儿的。琴熏姐和泰来哥都跟他们处得很好，我和晋生太小，跳跳蹦蹦，跟出跟进而已。”万冰如也回忆说，他们追随汪精卫到昆明之后，“孩子们跟随学生们，有鞠清远诸人去游湖登山”。

万冰如向他们解释说：“我全家人在上海住下来，那汪周不会怀疑，七十六号也不会监视，他才有脱走的办法”。

万冰如知道，陶希圣是标准的“书呆子”，没有任何生活技能，除了写文章、教书，别的什么都不会。陶恒生说：“父亲是个连换电灯泡都不敢，手电筒装干电池都会装反的人。”没有万冰如在身边，就是给他一双翅膀，他也飞不出愚园路！

——万冰如要与汪精卫进行一场豪赌，赌注是自己和五个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