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6)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件大事把日本政府给砸晕了，日本人感到自己被德国人出卖了，于8月25日向德国提出“抗议”。随即，刚刚于年初上台的平沼麒一郎内阁于8月30日垮台，阿部信行上台。

本来，平沼上台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经是一次重大打击，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抹去了“撤军”的承诺，使“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比及阿部上台，更是将平沼内阁对汪的种种“承诺”一笔勾销——换句话说，汪精卫今后要做的一切，都要与日方从头谈起，这已经是第三次“重起炉灶”了。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和平谈判”，能谈出什么名堂，那真是天知道了！

11月1日，汪精卫等人开始就“组府”事宜与日方进行正式“谈判”。其中，日方的“首席代表”即“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助手有犬养健、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汪方参与谈判的是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首席代表”是周佛海。汪精卫本人则采取“超脱”的态度，未参与谈判。

高宗武回忆说：“十月三十日，日本人向未来的傀儡们提出组织新‘政府’的条件。这鼓励了我。汪指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到虹口六三园去接收文件。文件的标题是《中日关系调整基本要纲及附件》。影佐中将是日方的代表。交给文件时，他说：‘这里包含日本所希望的全部条件。请坦诚讨论。’”

按：高宗武也是汪方的“代表”之一，但因他已存抽身之念，因此他以各种借口不参与“谈判”，即使参加也尽可能不发言。

陶希圣则说：“到了十一月，久经沉寂之后，日方促开谈判。谈判的序幕在江湾六三花园举行。由日方之影佐、谷萩、犬养等邀请佛海、思平、和周隆庠（翻译）。我亦参加。开会是在一座亭榭式的房子里，坐在榻榻米上。日方在会场，分送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打字油印本。会议连续开了一星期之久，都是由日方说明《要纲》每一件的每一件的意思，和日方的目的。”

陶希圣回忆说：“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义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事实上，这样的一份“条文”，连日本人都觉得过于苛刻，今井武夫说：“在日本方面说来，这一密约是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之基本政策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为基础，在十月初就已经决定了日本方面的草案，但是由于权益思想在作怪，政府各省乘机另行追加上去的条款是不少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按：由于“梅机关”的人员受各方委派，说不清楚这个单位受谁领导、对谁负责。因此，在与汪方的“谈判”中，这些人出于各自的立场，竞相往“谈判条约”中塞自己的私货，最终把汪精卫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陶希圣回忆说：“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和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

陶希圣说：“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

据陶希圣回忆，次日，陈璧君对他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去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高宗武回忆说：“十一月五日，汪召开‘行政会议’。除了上述三人之外，汪和我都参加了。汪显然被条件的内容吓坏了。他一面摇头一面叹气说。这些条款意味着我们国家独立的终结。看来那些坚持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按：高宗武所说的“其他三人”，指周佛海、陶希圣和梅思平。

高宗武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汪的反应给我一个拯救他、他的‘朋友们’和日本人的机会。”于是高劝道：“正如你刚才所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的国家独立主权就完了。我们不能讨论它。事实上，我们已经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公开承认我们错了。”

汪听了，继续问大家：“该怎样处理这份文件。”

高宗武说：“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文件退回，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所有近卫、平沼、头山满、板垣等人所说的，不论是私人的或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话，汪精卫动摇了。陶希圣说：“汪夫妇秘密商量。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住宅（福履理路）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叶蓬，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

叶蓬参加过“武昌首义”，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鄂军夏斗寅部。1939年初，经周佛海援引，叶蓬投入汪集团，成为汪伪早期唯一的“军事人才”。罗君强回忆说：

“我记得军委会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叶蓬，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中共人士不少。后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击去职，又以私恨企图杀害张群而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汪记汉奸集团。叶认为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为将才，野心勃发。他亲自到河内向汪献策，主张大搞军事工作，并表示拥护汪当孙中山那样的领袖，自己愿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使，以建立‘大业’。这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心，不料却引起周佛海的猜忌。”

陶希圣说：“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三则即令到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高宗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行动了。

——高宗武要取一件“投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