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5)
刘方雄回忆说：“经将今井上述承诺，以火急电报渝，并请于战争开始后一周，给予战况复电，以便取信于对方。九月十五日报载赣北昨日已有接触。不宁者多日，至九月廿日左右，始得戴先生亲电：详告赣北战况及日军番号，正面新墙河以北敌军，确尚未动。将原电抄交铃木后，心始宁贴。”
换句话说，日方真的按照戴笠的要求，履行了暂缓军事行动的诺言，同时达到了中方延迟日军进攻长沙的真实目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湘北大捷”。
刘方雄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说：“我在当时万分骇异，认为双方正在战争期间，何能向敌方提出此等骇人听闻之要求？讵知竟为敌方所接受，故记忆犹新，毕生难忘。”
许多年之后，为印证此事，刘方雄查阅了许多资料，想看看日方究竟调整了哪些军事行动。他说：“寻绎《大东亚战争史》（日方战史）中，仅有廿九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之简略纪录，对廿八年第一次长沙战役，则只字未提。”
最终，刘方雄在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抗日战史》中找到了证据，而且还不止一条，由于其原文过于繁复，在这里就不做引述了，刘方雄说：
“凡此种种，均足证明今井之承诺，确已充份兑现，笃实履行。俾我有充裕时间，将长（沙）岳（阳）公路彻底破坏，甚至乡村小径，亦予挖窄（见战史记载），阻碍敌军重兵器之运行；并从容调整部署，以重兵设伏于长岳公路两侧（均见战史记载）布一袋形阵地。而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后予以伏击、包围、侧击、夹击、追击战术，获致辉煌战果。史学家李守孔教授认为：由于此一大捷，导致直至卅年底之长沙三次大捷。稳定华中战局，巩固大后方之安全，此于抗战全局，具有重大关键。”
按：所谓“湘北大捷”，其实充其量是与日军打了个“平手”。不过，在抗战初期那种且战且退、屡败屡战的情况下，以中日双方军力的巨大差距而言，能与日军拼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已经足以振奋人心了。
刘方雄还分析说：“以身为主将之冈村，能坐拥已集结之重兵，一任其赣北部队，与我鏖战月旬，而顿兵不进，不予协同配合，挥兵出击，徒失战机者，诚为不可理解之怪事？冈村除非奉命行事，不任其咎，则于此次之顿兵不进，贻误戎机之罪责，依日本军律，论罪当斩。而犹能于不久之后，擢升大将，调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复于卅三年冬，更上层楼，调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者，尤为不可思议？综观此次敌军战况，无异为谋和征信，作一次表演而已。日本《大东亚战争史》中，对此次战役，只字不提者，即系故意讳避也。”
由于日方的“诚实守信”，刘方雄必须与今井进行“谈判”了。他回忆说：“九月底左右，今井、臼井相偕来港，晤面互祝成功后，遂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双方一再逊让，终于由今井提出日本之愿望：为日本全线撤军，仅保持满蒙地区之原态势，以为共同消灭中共之张本。为拖延时间，佯以立即转报层峰核示。迨至十月上旬，又佯以已奉峰层复示：嘱商请阁下在我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下，继续折冲。”
刘方雄回忆说：“其时各报已以大标题腾载日军败退消息。日方人员虽面面相觑，状甚尴尬，但对谋和之议，仍锲而不舍，鼓其如簧之舌，意图说服。且谓此次长沙之败，完全由于征信延滞所致。”
对此，刘方雄帮日本人找“台阶”说：“胜败为兵家常事，且我方伤亡亦重，日军仅退而未败。”
刘接着说：“本人仅能从中传达双方之意旨，绝无居间裁决之权。故请二位仍将我方意见，转报上级从长考虑。”
刘回忆说：“不数日报纸复以更大篇幅，报导长沙大捷，毙伤日军四万余人。两井之表情，亦随而更为沉重沮丧。嗣后往返请示，其最后条件，为保持整个东北。我方则仍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为对案，佯为反复请示。”
刘方雄说：“相持至十月底左右，两井表示，因有职务在身，不容久待，仍相互约定由铃木保持联系。饯行之夕，今井仍以继续压制汪伪政权之成立为言，并表示数月相处，承蒙诚挚款待，在公虽为敌人，在私则已为良友，留下上海联络机关，并邀指派曾政忠赴沪，当予全力照拂云。”
以上，就是所谓“桐工作”的第一个回合。
很有意思的是，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作者对这一段只字未提，而只是大书特书1940年以后才开始的“宋子良工作”，以至于许多论者将“宋子良工作”简单地与“桐工作”混为一谈。原因也很简单，在“上半场”的比拼当中，今井武夫吃了暗亏，有苦说不出，只好略去。
与今井的做法截然相反的是，对于“桐工作”的“下半场”、即“宋子良工作”，刘方雄却语焉不详，躲躲闪闪，给人以一种“既不能说真话、又不愿说假话”的感觉，这当中，自然也有刘方雄的苦衷。
所谓“谋略”战，都是彼此的，在“桐工作”中，戴笠通过“谋略”，得到了他设计的结果，同时，日本人也有所收获。
所谓“桐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谋略”，即在已经“搞定”汪精卫的同时，再去“抓”蒋介石，谈得成更好，谈不成也可以借此“恶心”你——事实上，“桐工作”开始以后，消息很快泄露，“日方正在与重庆方面谈判”传得纷纷扬扬。
须知，抗战期间、尤其是出了个汪精卫之后，政界人士，最怕的就是有人说他通日，谁要是听见这话，肯定跟屁股坐在火盆上似的，马上跳将起来。作为“领袖”的蒋介石，自然就更不爱听，闻此震怒不已，严令军统不得再与日本人进行类似的接触。
这次，戴笠极少见地与他的校长耍了个“枪花”，并没有服从蒋的命令，而是指使香港区继续与今井武夫保持接触，这才出现了后来的“宋子良工作”。换句话说，“宋子良工作”是戴笠在干“私活”，结果后来闹大了，搞出事来，张治平因此倒了大霉，这是后话。同时，这也是刘方雄不愿多谈此事的苦衷。
日方搞“桐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借以打压正在紧忙乎的汪精卫，告诉他，不要忘乎所以，没有你，我们与蒋介石照样谈。所以，同是谋略，彼此目的不同，戴笠机灵，日本人也不傻，双方的“谋略”，很难说谁胜谁负。
此时，汪精卫的“组府”，已如箭在弦上。
1939年8月22日，负责“指导”汪派“和平运动”的“影佐机关”在上海成立，负责人即新近晋升为少将军衔、春风得意的的影佐祯昭，因其机关设在虹口日租界的“梅华堂”，后世遂称之为“梅机关”。
所谓“梅机关”，其实是个大杂烩，包括各路神仙，多是我们的“熟人”，比如陆军系统的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以及他的副手冢本诚；海军系统的须贺彦次郎；政府方面，有外务省的矢野征记、清水董三；还有所谓“民间”的代表，如众议院议员犬养健、“满铁”的西义显和伊藤芳男、《同盟通讯社》的日本特工松本重治、西园寺公一（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孙子）等等。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政局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