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4)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单以“谋略”工作显然已经不足以阻止汪的“组府”，因此“萱野长知路线”亦告结束。刘方雄说：

“直至廿九年二月，萱野已知，实难谈拢，始嗒然言旋。临行复允对汪伪之阻滞，仍当继续为力，并互约如有转机，当以密语，请其再行来港。萱野复将其上海联络地址，抄交曾政忠，有何需要，亦可至沪相晤，彼当悉力效劳。”

刘方雄还说：“萱野为一忠厚长者，彼固了然余为一情报人员，但亦不甚避忌，尽知以告，深足钦佩。放在其行前，汪伪固久久未登台，而吾人所得有效情报，亦不为少。”

对于“萱野长知路线”的操作，刘方雄并不认为遭到了失败，他说：“按汪逆系于廿八年四月一日离开河内，前往上海。汪逆之意，原拟即行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随即成立伪‘国民政府’，以与我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殊不知邪不胜正，事与愿违，一延再延，卒至廿九年三月卅日始得粉墨登场，距其离开河内之日，恰为一整年。”

刘方雄认为：“经此一整年之延滞，及一年来对敌人奴颜婢膝之丑态，已为举世所不齿。汪逆之地位，已由中国国民党堂堂副总裁，遽行降格为不折不扣之汉奸。伪方要员及其伪军，多已为我方所策反，而向我中央输诚，互通声气。汪伪组织且于成立前夕，要求日方互派大使，固不可得；退而苦求日方与伪组织发表共同声明，亦为日人所不睬。故其伪组织之份量，已与梁鸿志、温宗尧之流，同样无足重轻。对我抗战局势，不但未有重大影响，且利我在敌之腹心，部署若干抗日内线，实非敌人始料所及者也。”

在与萱野长知“谈判”的同时，刘方雄又参与了另外一场“谋略”战，那就是极富盛名的所谓“桐工作”了。

在“桐工作”的另一头，是日军的“谋略专家”今井武夫。

在“桐工作”中居间牵线的，是一个叫张治平的人，这人也是曾政忠介绍给香港区的。刘方雄对其印象很不好，他说：“张君上海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曾先后执教于北大及香港大学。其人舌粲莲花，眸子闪烁，一见之下，即对其深具戒心。”

据张治平报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课长今井武夫大佐及东京参谋本部臼井大佐（空军出身），承其参谋总长板垣大将之命，拟与我方洽谈谋和。”

刘方雄问：“二人中以何人为主体？”

张说：“由今井主持。”

对此，刘方雄经报告戴笠后，“奉复仍循萱野原方略坚韧周旋”。

刘回忆说：“（我）仍偕曾政忠与今井晤面，由其译员佐佐木居间翻译，嘱张治平不必参加。首先即以延滞汪伪组织为请。今井未加考虑，即断然答曰：在洽谈期间，决不容许汪伪政权之成立。臼井且从旁插言：此事可由彼等以书面郑重保证。”

这是刘方雄与今井的第一次会晤，此后不久，戴笠再次来到香港给刘方雄“上课”，他首先旁征博引地说：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此次你与今井之接触，正为吾人伐谋之良机，盖日来情报显示，敌军近在赣北、鄂南、湘北一带，调集重兵，证明敌于短期内，即将围攻长沙。你立即再与今井晤谈，提出双方互相征信问题。告以凡两国使者会谈，例须相互提示双方之身份证件，以昭凭信，因此向称使者为信使。今中日两国，正在交战状态之中，文件钤印，固不足凭信；尤其近卫首相已于本年一月，发表声明，今后将不以我蒋委员长为谈判对象。阁下违反近卫声明，自称代表陆军与我媾和，未免令人疑虑；而我徒凭口舌，自称可以代表重庆中央，亦何足征信于阁下？目前唯一办法，只有以某种方式，凭具体事实，互证双方之身份，始能言入正题。”

按：戴笠所说的“敌军近在赣北、鄂南、湘北一带，调集重兵，证明敌于短期内，即将围攻长沙”，即日后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接着，戴笠说：“你可相机告以目前日军在进军图攻长沙。是否可请阁下指明某一部队，在某一地域，于战事发生后，延滞不进两礼拜；而我（指刘方雄）则身在香港，于适当时间，可将阁下所指部队，有无如约延滞？及其他日军之番号、战况，复知阁下。双方如能实践上述承诺，并参证确凿，双方均可深信不疑，然后即可进入正式谈判之坦途。”

戴笠继续教导说：“你在作此要求而为对方所疑难时，你即以低姿态，分析双方战力悬殊，日军无论早攻或迟攻，长沙定将同样不保，以诱导对方之错误判断；一面复推崇日军，除台儿庄一役稍受挫折外，几于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又何患迟早十数日长沙之终于必得，以激发日军之骄气。必要时且说以日军几已占领中国幅员之半，且均为精华荟萃之区，迄犹未能征服中国，纵令多占一个长沙，又何补于日军之胜算？尤其中国尚有大半河山，多为崇山峻岭或沙漠蛮荒，日军又将何以征服？盱衡今日战局，莫如双方罢兵言和，实为当务之急。日方苟有谋和诚意，我国已居下风，自将竭诚赞同，则长沙一城一地之得失，又何足斤斤计较？甚或胁以和谈之能否持续与成败，关键即在于双方之能否互信？”

最后，戴笠强调指出：“你于此事必需殚精竭虑，在‘兵不厌诈’之要旨下，运用种种说词，以促使今井之就范。”

遵照戴笠的指示，在与今井的会谈中，刘方雄原封不动地把这套说辞甩给了对方。今井听了，显然有一种“闻所未闻”之感，于是，他“神情凝重，双眉紧锁”，说：“双方必须有所征信，自属理所当然。但以军事行动，用为征信指标，本人实难为计。”

刘方雄听了，坚持说：“舍此别无选择。”接着，“复反复衍伸戴先生指示之说词，劝其立即返宁，坚毅图成，以为和平铺路。”

刘还鼓吹说：“倘幸而有成，双方从此息兵合作，阁下不但为日本第一功臣，我国军民亦将同深感戴。人生几何？名垂青史，流芳千秋之际遇，每于千载一时之机缘中得之。旋乾转坤，拨乱反治，今日均操于阁下之手，毋再犹豫！”

刘方雄回忆说：“最后今井终于在愁苦困惑之神情下，允即返宁一行，相约于十天左右，来港答复。在其赴宁期间，一切联络事宜，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馆之铃木武官接洽。”

大约在1939年9月10日左右，今井回到香港，“面有得色”，对刘说：“此次进攻长沙之主将，即为冈村宁次，彼此虽阶级悬殊，平素颇蒙青睐，情若兄弟。兹已征得峰层及冈村之同意：在长沙正面，岳阳等地之主力部队，在发动战争之十日内，决不踰越新墙河一步，请君加以查证反映。”

刘方雄听了说：“（彼此）期约相距四天，今请折中为十二天如何？”

对此今井说：“余即将返宁，处理日常要公，当与冈村直接联络，力谋达成十至十二天之滞留。并于征信之期届满时，将偕臼井再行来港，共谋言和大计。”

刘方雄回忆说：“余一再叮咛今井，重视此一期约，为打开和平宝库之锁钥，务讲笃实践履，以免功败垂成。我方之征信反映，当交铃木武官转达。于是双方互祝顺利成功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