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3)

就在小野寺信在上海开始接触姜豪的几乎同时，另一个日本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萱野长知。

萱野长知生于1873年，相比于他的对手戴笠来说，可算是长辈了。

萱野是孙中山的日本“朋友”之一，同盟会时期，对孙的活动多有助力。孙病危的时候，萱野还特地到北京来看他，并参加了治丧活动。

在香港接待萱野长知，就是被戴笠遥控的刘方雄。

上海区转入地下之后，刘方雄暴露，戴将其调到香港，任香港区书记，当时的区长是郭寿华。

到港后不久，刘就罗致了两个“知识界人士”加入香港区，专搞高层情报。

一个叫曾政忠。刘方雄说：“广东台山籍之曾政忠，曾君原为华裔美侨，髫龄返国肄业至岭南大学，旋复赴美深造于加州大学，归国后追随李济琛有年，对粤桂老军人，相知有素。且擅英语，可以其私人关系，与英美驻港情报人员，交换情报。”

1939年初，经曾政忠引荐，又有一个叫杜石珊的人加入了香港区，刘方雄说：“杜君为早期留日士官生，娶一日妇为如夫人，日文、日语造诣均深，古文亦有根柢，颇富经纶。曾于民初一度出任统领，旋因沉缅于阿芙蓉及潮州茶，息隐港岛。但与其时在华之日军高级将领，多为士官同学，常有书翰往还，对日军在华序列，及其移动，颇有所知。尝作军事评论，披露于陈孝威所主持之‘天文台双日刊’。文笔健辩，一若陈孝威，而纵横捭阖，则尤过之。

按：陈孝威是有名的“预言家”，“天文台双日刊”即陈私人办的报纸《天文台报》，当年颇有影响。曹汝霖的回忆录《五四运动始末》，最初即在该报连载，后来正式出版的时候，改名为《一生之回忆》。

刘方雄回忆说，大约在1939年春天，杜石珊提供了一份情报，说：“日本对华战争，纯由陆军少壮派，强奸日本朝野所肇端。当初且曾夸言三个月内，即可征服中国。而今师老无功，泥淖深陷，兵越深入，补给越艰。故目前陆海军部及外务省，甚至在野党派，均坚决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力主积极谋和；亦有倡议脱离中国战场，而改途南进者。不久或即有日本信使来港活动。”

不久后，1939年5月，汪精卫从河内来到上海，与日本人继续“谈判”，杜石珊又报告说：“日本最大帮派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在闲院宫皇叔之扶掖下，已派其高足萱野长知来港，拟与我方有所洽谈。”

两份情报均经香港区报重庆，戴笠极为重视，马上到香港区“面授机宜”。

据刘方雄回忆，当时戴笠说：“日本亟图脱离中国泥淖之用意，在于改图南进。俟其南进得手后，再行返兵以谋我。届时我将国亡无日，万刼不复。否则，我如抗战到底，日本因资源枯竭，亦非南进掠取资源，以维系中国之战局不可。是时日本即将与英美为敌，英美遂与我站在同一战线，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故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即使运行谋略，亦必须绝对保密，免致影响我与英、美、俄之关系。”

在这里，戴笠说得非常清楚，与日方的接触，是“运行谋略”，而绝非真的与对方谈和。

对此，刘方雄认为：“以日本目前仰赖美国供应战略物资形势下，日本对此，亦将讳莫如深，保密当无问题。”

戴笠听了，即指示说：“你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

接着，戴笠开始为刘方雄进行长篇讲解：“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便于短期内成立。盖汪伪如迅即登台，国内不稳份子，将如蚁之附腥，声势浩大，立即形成国家分裂局面，对抗战前途，将有无可言状之重大打击。阻滞越久，则汪逆身价越降，日本亦越加藐视；并予我以策反分化之时机。如能阻滞至一年以上，则其身份，将与梁鸿志、温宗尧诸汉奸，等量齐观，于抗战前途，即无任何影响。”

戴笠说：“故你与萱野晤谈之初，必须斩钉截铁，坚决要求其对汪伪之阻滞，作一确切之保证。否则双方洽谈，将立告中断。一俟取得萱野之保证后，你可在九龙塘租一较好别墅，以为双方宴聚晤谈之所，甚至可作萱野之行馆，以示我方对于和谈之热诚。”

戴笠对于下属的指示，凡他认为属于极重要的工作，一定是事无巨细，从头到尾，就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一作出详尽的说明，好像一个足球教练，把场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如打不开局面时怎么踢、领先时怎么踢、落后时怎么踢等等，全部在事先设想到，并教你怎么去处理。前述指导文强与“毒蛇”周旋如此，这次对刘方雄“面授机宜”又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刘方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戴先生于打开话匣，纵谈窍要中，对如何互约绝对保密、如何套取情报及其和平底牌，甚至言谈表情，酬应接待，莫不有精详中肯、巨细靡遗之指示，自晨至午，饭罢方休。”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河内刺汪时，戴笠对陈恭澍却始终含含糊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难怪陈恭澍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这么大的事情，岂是陈恭澍所能驾驭得了的？

不过，换一个角度思考，也许这正是戴老板要的效果。

由于此事的极端重要，翻译由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精通日语的香港区区长郭寿华亲自担任，对此，刘方雄受宠若惊，说“郭先生且曾自愿纡尊担任日语翻译”。

不久，萱野长知如约来港，刘方雄说：“其后曾在半岛、告罗士打、香港（郭寿华先生即在此处充舌人）三大酒店，以辟室餐聚方式，与萱野开始序幕会谈，研讨如何阻滞汪逆，如何互保机密。萱野认为互守秘密，极关重要，可立即作成记录，双方签字，共相遵守。并表示汪伪政权之成立与否，为洽谈能否持续之关键所在。只因当彼首途来港时，各方尚未顾虑及此，被将立即返日，与各方协调，预计绝无问题，并预约以十日为期，彼当再行来港。”

遵照戴笠的指示，刘方雄在九龙塘为萱野长知准备了一座别墅，当萱野再次返回香港时，即供他使用，萱野看了，“状甚欢愉”，随即向刘报告此行的“成果”：“汪伪问题，各方一致同意，在洽谈未宣告绝望之前，保证决不令其组府。”

对此，刘方雄要求萱野“依其所言，作成书面”，并让他签名，“以昭凭信”，对此，萱野“欣然照办”。

刘方雄回忆说：“其后在谈入正题时，双方讨价还价，你来我往，折冲撙俎，周旋回环。其间萱野曾一再返日商承，自春徂秋。”

终于，到1939年8月时，萱野表示，日方可让步至“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并说这是“最后条件，以后恐已无可再让”。

刘方雄说：“奉层峰复示：仍请阁下在保持我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中，继续为力。”

萱野听了说：“吾师头山满，曾对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悉力赞助，在下亦深爱中国。此一条件，为吾等几经奔走，积极争取，始得勉力达成。历来中日冲突，均以中国稍事让步而结束。目前条件，中国反较战前争回不少权益。”

萱野还反过来劝刘方雄“稍安毋躁，静待贵国政府从长考虑”，他愿意留在香港“等候佳音”。

对此，刘方雄假意说：“愿再电重庆，尽力斡旋，务祈达成息兵言和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