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2)

看到这些“信物”，吉田很高兴，于是同意与姜豪“个人间交换意见”。

姜豪回忆说：“吉田首先提出．日本认为蒋介石是日华和平的障碍。所以要实现日华和平，就得蒋介石先下野。”

姜豪没想到，所谓日方的“和平条件”，居然是以蒋介石下台为前提，于是他说：“蒋介石是中国的统帅，和战问题取决于他。日本既要同他谈和，又要他下野，岂不矛盾?”

于是吉田换了个话题，说：“中日和平后，二国要经济合作，开发中国资源，日资要占百分之五十一，华资占百分之四十九。”

姜豪听了说：“我个人看法，中国为了保护主权，华资当然要占多数；日资占多数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姜豪又说：“中日战争是由日本武装侵略引起的，如要中日和平，日本当然要从中国撤兵。日本对此作何打算?”

吉田说：“日本可以撤兵，从华南撤到华中，再从华中撤到华北，从华北撤到东北。”

姜豪听了即追问：“撤到东北以后怎样?”

吉田说：“满洲问题不谈。”

姜豪反驳说：“中日战争的根源，在于日本侵占东北，要彻底解决中日问题，那么日军非撤出东北不可。”

对此，吉田“默不作声”。

事实上，由于日方“和平条件”的前提就十分荒谬，这样，在此后姜豪与吉田之间的一切谈话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彼此不服输、斗嘴而已。

姜豪回忆说：“我从重庆出发时，戴笠关照我把我的活动情况随时告诉他的香港联系人，所以我同刘方雄随时联系，由刘转报戴笠。同时我离开重庆向朱家骅辞行时，他又交给我一本密电码，叫我有情况也要向他汇报，因之我同吉田东佑在澳门会谈后，把谈话情况作了一份书面报告，我自己翻好密码电文，托请吴铁城在港电台发出。”

姜豪的这份电报是1939年11月14日发出的，其中谈到：

“坂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若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彼继谓此情亦所深悉，但为面子觉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若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

“职告以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彼乃允设法阻止，最后约定，待双方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

按：姜豪电报中提到的“高山”，应系吉田东佑的化名。

很快，朱家骅的复电就到了，说：“奉总裁谕速返。”

姜豪回忆说：“我以为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托请刘方雄替我买飞回重庆的飞机票，刘很诧异，因为他没有接到过戴笠要我飞回重庆的命令。我只好把朱家骅的电报拿给他看，看见是‘奉总裁谕’，他只好照办，但脸上有不悦之色。”

事实上，姜豪接到电报之后，并未马上离开香港，二是在港继续逗留，其间多次找理由搪塞朱家骅，一会儿说未得到戴笠的指令，一会儿又说为了朱、杨两位“中间人”的安全，不能马上离开，等等。

事实上，姜豪也是一位心比天高的年轻人，他之所以置朱家骅的多次指令于不顾、执意逗留香港，是冀望于在他的手中实现中日间的“和平”，这个想法，与初期的高宗武类似，都是想通过一己之力，收“和平”的全功。

然而，姜豪没有想到，在日方与他的所谓“会谈”中，第一个要件就是蒋介石“下野”，蒋看了，心中焉得不怒，怎能容他继续与日方探讨“和平”。

而这一层，朱家骅又不好在电文里对姜豪明说，只是一封接一封电报地催他“速返渝”。

姜豪说：“1940年1月底，我从香港回到重庆，马上去国府路中央党部去见朱家骅，他只说‘香港不要再去了’，并不解释原因。”

至此，“姜豪路线”结束。

姜豪回忆说：“我再去曾家岩找戴笠，传达人员回说不在，这以后他再也没同我见过面。这时我才自省闯祸，得罪了军统局。”

在这里，姜豪想多了，以为是因自己未得到军统的指令而“擅自”返回重庆，惹恼了戴笠，因而冷落他。姜豪说：

“我害怕了，早就听说朱家骅与戴笠明争暗斗。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分工，军统是管对日作战情报的，中统是抓党派情报的，所以蒋介石把我的报告批转给了戴笠。但实际上，军统也在伸手抓‘党派’，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凶狠狡猾的劲头丝毫不逊于中统。同样，中统也在插手对日情报的搜集，何况我本来就是党部系统的，朱家骅岂肯让这么一条情报关系白白让军统占了便宜。我之被匆匆召回，肯定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详细的情况，我迄今也不明白，但当时却知道害怕。”

冷落不要紧，姜豪本来也没想跟戴笠攀交情，他担心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戴笠”会因此而“收拾”他。姜豪说：“戴笠的阴毒，在国民党内是出名的，假使他先向蒋介石告一状，捏造我在港澳与日本人有勾结，或随意栽点别的什么罪名，然后悄悄把我锄掉，实在太容易了。而且我亦晓得，当时全国人民正对汪精卫的出逃与所谓‘和平运动’怒火万丈，同声讨罪，蒋介石尤惧他与日本秘密和谈的内情泄露，哪怕军统局只要送上一条‘姜豪已经暴露’的假情报，即使是为了遮盖，蒋也不会不接受他们要对我‘制裁’的建议的。”

想到这里，姜豪胆战心惊，他说：“以前就听说军统局的大门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现在算是有体会了。朱家骅是个以学者从政的人物，可能有些政客手腕．但要论权术，不能与戴笠相比，显然不能靠他庇护我。本来我还有帮会关系可以运用，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在帮会中最重要的靠山——汪禹丞先生病故了。”

正在姜豪“惶惶然”的时候，一位“密友”指点他说：“戴老板听委员长的，委员长听夫人的。你要躲过这一场劫难，就看你有无本事和夫人拉上关系?”

前面说过，姜豪的父亲曾经给宋家的子女当过“西席”，因此，要托“夫人”的关系，这事还真靠谱。姜豪说：“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先交代清楚我父亲曾在她上海娘家为子安、子良兄弟补习国文的情形，然后备述本人现在处境困难，希望予以照拂。”

姜豪是新生活运动上海分会书记，跟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大内总管”、黄仁霖很熟，因此他托黄转交，黄很够意思，说：“放心吧．我马上给你送上去。”

不久，朱家骅安排姜豪到中统当了一名“专员”，姜不愿意当特工，曾托吴开先找朱家骅，表示还是想干党务，接着，姜豪被派到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工作。他回忆说：“此后我在重庆从事于西南公路上的军事运输业务，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上海，并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