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1)

戴笠对姜豪说：“可以到香港去了，以私人名义同日本人接触，听听他们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

姜豪说：“他叫我预先约定我到香港时住什么旅馆，用什么化名。他讲几天内就要动身，叫我等在寓所不要出去，随时会有人送飞机票来，马上上飞机，到了香港会有人来联系，以后活动情况的报告也交给他，我在香港的旅费也由他送来。谈话后他请我吃午饭，同座的有位原任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朱世明。朱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他的任务是做日本情报工作的，当时他没有同我谈什么。”

按：此时，朱世明刚刚接任了金斌的邮检处，此后不久，邮检处即为军统掌握。

辞别戴笠，姜豪又找到朱家骅，他说：“我本来是党务系统的，这种大事当然不能不向朱家骅当面汇报。朱家骅交给我一本密码，要我去港后保持与他的单线联系。”

与戴笠谈话后的第三天，姜豪到达香港，“就近住在弥登道的新新旅馆，用姜季超名字进行登记。”

第二天一早，军统局香港站站长刘方雄如约来访，还给姜带来一笔活动经费。姜豪说：“以后他每天都来联系，我的一切活动情况．都由他向戴笠汇报，并把戴笠的指示转告给我。”

话分两头，就在姜豪赴重庆的这三个多月当中，日本人内部自己打起来了。

起因是影佐祯昭认为自己的“汪精卫工作”已经到了“九转丹成”的时候，马上就要结果儿了，这个时候小野寺信跑出来搞什么“姜豪路线”，不仅多余，且有“捣乱”之嫌，于是到高层告了他一状，小野寺无奈，只好关闭自己的“机关”，回到日本。今井武夫说：

“被召回到重庆的姜豪与吴开先策划，同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cc团首脑再三协议，说是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七月底再从重庆到香港露面，于九月间表示希望与日本方面会谈。这时正值汪兆铭从河内北上来到上海，坚定了他的建立国民政府的决心，日本政府也决定予以援助。因此，影佐少将为了在上海援助汪而设立了梅机关，工作也逐渐活跃起来。这与企图同重庆政府直接和平谈判的小野寺机关必然发生尖锐对立，由于小野寺被梅机关排斥，调出到其他地方，因此工作也不得已暂时停止。”

但同时，今井武夫却又觉得“姜豪路线”不失为实现“和平”的一条路子，于是力促吉田东佑继续与姜豪保持联系。他回忆说：“到了十月，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我也赴该地就任。因此我于十一月派遣以往在小野寺手下担当与姜联络、新近任命为总司令部特派员的吉田东祐到澳门与姜会谈，收到了重庆国民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件的报告。姜也为了报告与吉田会谈的内容，回到重庆，十二月再到香港。”

对此，姜豪说：“小野寺信回日本后，吉田东佑仍留在上海，他得到日本军部一部份人的支持，继续小野寺的活动，因之他叫朱泰耀从上海和我通信，催问音讯。后来我才知道，吉田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今井武夫。”

根据戴笠的指令，姜豪往上海家中发出了电报，一周之后，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来到了香港，但吉田东佑没有同来，姜豪说：“据说因为日本军部中有人反对他再同我见面，认为他已经受了我的骗，蒋介石是不肯谈和的。同时日本军部中也有人支持吉田的，如日本派遣军参谋处的今井武夫等，所以吉田有信心可以说服反对他的人，就是要稍费时日。他叫朱、杨二人先来香港，并介绍日本驻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同我先行会谈。”

事实上，铃木卓尔的后台就是今井武夫，今井在回忆中曾说：“不得已，我首先考虑，作为上策，我亲自与姜直接面谈，试探他的路线是否有价值，要求姜北上来上海，但姜很不肯轻易答应下来。”

于是今井派铃木卓尔作为自己的代表与姜豪会谈，今井回忆说：“为最后的办法，我委托在香港的铃木中佐与姜接触。铃木于十二月十日和第二年一月三日两次与姜会谈。在这期间，姜自称多次接受了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向，但铃木要求同携有与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系的身分证明书的人会见。”

关于与铃木的“会谈”，姜豪回忆说：“铃木为人粗鲁傲慢，第一次同我在香港饭店见面时，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准备好‘日华和平’条件，叫我马上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们谈判。”

对此，姜豪说：“日本有无和平诚意，中国并不了解，先要有个了解的过程。”

铃木听了，说：“日本确有和平诚意。”

姜豪仍推说：“时机尚未成熟，谈判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

姜豪说：“过了二天，铃木又约我见面，这次他的态度谦和了，一见面就给我戴高帽子，说我是政治家，要向我请教，可是一谈到具体问题，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我还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判，所以依然无结果而散。其时吉田来电，说是就要到香港来了，因之同铃木没有再见面。”

事实上，朱家骅和戴笠让姜豪与日本人接触，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延缓汪精卫的“伪府”成立，因此姜豪无法接受日方任何实质上的要求，双方当然谈不拢。

这样，吉田东佑只好亲自出马。姜豪说：“又过了些日子，时间已在1940年的l月间，吉田东佑到香港来了，但没有上岸，因为上了岸行动就不自由了，他在船上和杨鹏搏通了电话，说是他转船到澳门去，叫我到澳门去同他见面，这样我同朱杨二人就一同到澳门去。”

按：姜豪的时间记忆有误，应为1939年11月。

姜豪回忆说：“朱杨二人同我都住在中央酒店，这是一家大赌场，我们各人分居一室，吉田另住他处。事后据杨鹏搏讲，吉田怕人加害，化了大笔钱请澳门的警方予以保护。此人又好玩乐．招来大批舞女陪舞，生活非常奢侈。在澳门我们见面地点，就在中央酒店朱泰耀所住的房间里。”

据姜豪说，吉田与他谈话的大意是：“他在上海大费唇舌，终于说服了反对他再同我见面的人，他们许可他再试一次，假使这一次谈得没有结果，以后就不准他再同我见面，所以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务必要有个结果。他首先提出来的，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

对此，姜豪依旧是“一推六二五”：“我说事情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他说假使我能拿出证明文件，说明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的话，那么他可以拿出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来同我谈判。我说我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我也不想看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我到香港来是个人行动，假使他同意我们个人之间交换意见，那么可以谈谈。”

这时，姜豪话里话外地透露，他在重庆期间，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吉田一听大感兴趣，马上问他有何凭证。于是，姜豪拿出朱家骅那封“奉总裁谕×月××日至海关巷一号谈话”的信给吉田看，当然日期和地点都已提前抹去。又取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上款写“季超同志”（姜豪字季超），下款写着“蒋中正”三字，还盖有蒋的私章。

按：姜豪是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的学员，这是受训后中央训练团发给每一个学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