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30)

见到姜豪，童、蔡二人很高兴，对他说，“五华人被绑案”后，一时租界里很紧张，他们都躲起来了，但还是觉得不安全，此后活动更困难了，所以暂时避到香港去。

二人还说，当姜被绑之初，马上密电重庆，复电除向姜的家属慰问外，并转知有关方面设法营救，现在看到姜释放出来了，非常高兴。

姜豪来不及过多寒暄，即将自己被捕之后的情况及小野寺的企图做了简单的汇报，二人听了，均“顾左右而言他”。

姜豪非常失望，于是说：“日本人虽然释放了我，但船上有日本人监视，以后我们装作不认识的，不要再交谈。”

按：此后，童行白被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主任秘书，后死在南洋。蔡洪田则落水当了汉奸。

姜豪说：“此次香港之行，吉田暗中相随，结果如何实难把握。想来想去，只好用‘船到桥洞自会直’来安慰自己。”

姜豪回忆说：“到了香港，吉田住进日本人开的东京饭店，他要我也住那家饭店，我不同意，我说住到那里去了行动不方便．我仍是住到九龙的新新旅馆，朱杨二人也住在九龙的另一家旅馆。吉田一上岸交验护照后，就被香港当局暗中监视，不能再同我直接见面，只好通过杨鹏搏同我联系，一再催问我是否找到了‘人’，我总是推说没有找到。”

其实，一到香港，姜豪就通过俞鸿钧找到了吴铁城，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请示行止。但他俩都认为：“这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决定，你最好向中央请示。”吴铁城还说：“香港政府已知道你到了香港，正在注意你的行动，你还是赶快离开香港为好。”

姜豪又去找杜月笙，想跟他商量一下，姜豪说：“这时他挂有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头衔，同时也替重庆作情报、策反工作。他对我所介绍关于同日本人和谈的事，表现出特别的谨慎，他的看法是与俞鸿钧、吴铁城一致的。”

于是，姜豪在香港耗了几天之后，就通过杨鹏搏转告吉田说：“香港找不到人，我要到重庆去汇报。请你们回上海等我的消息。”

吉田听了很高兴，认为“大有希望”，即带着朱、杨返回上海，等候消息。

姜豪说：“我从杜月笙那里得到点旅费资助，先坐船到海防．再换乘火车到昆明，改乘飞机到重庆，其时广东的广州湾(现湛江市)已沦陷，船过那里在海中抛描二小时左右，以便旅客上下，而有人上船叫‘姜豪’名字，我恐怕日本人又玩弄花样了，所以默不作声。那人叫了一回无人答允，也就下船了。究竟是否叫的是我的名字，我也不能肯定，可是受了虚惊。”

几经辗转，姜豪回到重庆，马上去中央党部向秘书长朱家骅作了详细汇报，朱表示这事要等汇报蒋介石之后．才能决定。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没有下文，倒是等来了一份嘉奖令。姜豪说：“过了些日子，我意外地获得一份书面奖状，表扬我‘被日寇逮捕，忠贞不屈’，而我所关心的，一是对我汇报的答复，二是对我工作的安排。”

10月份，终于等来了“工作的安排”，朱家骅通知姜豪：“奉总裁谕”，让他于×月×日下午二时至海关巷一号谈话。

原来，朱家骅把姜豪转给了戴笠，也就是说，姜豪从中统这条线上转到了军统——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此刻，姜豪以及他所代表的“姜豪”路线，已经不属于上海党务工作的范畴，而被划入“谋略战”了。

我们一直认为，中统和军统是死对头，双方见面就打，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起码在朱家骅兼领中统期间，他与军统之间还是有合作的。况且，以朱家骅地位之崇高，戴笠也是要给面子的。

按：此后的1941年，朱家骅启用一个台籍人翁俊明筹备成立台湾党部，戴笠对翁的身份产生怀疑，朱家骅给戴写信予以力保，信中居然称戴笠为“雨农吾兄”，自称“弟”。须知朱家骅虽然比戴笠大不了几岁，其身份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计，1926年，朱家骅到广东筹备成立“国立中山大学”的时候，戴笠连黄埔军校还没考上呢，在民国的官场上，完全是两代人。朱家骅此举，已经给足了戴笠面子。当然戴笠也非常见机，自己虽然大权在握，起码的礼貌还是懂的，见信遂“欣然”放行。

姜豪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海关巷一号是什么场所，也不知道何人同我谈话，但既然是‘奉总裁谕’，想必来头不小，而且必定与对日‘和谈’的汇报有关，于是到了那天，我比规定时间还提前一些到了那里。”

姜豪说：“海关巷一号没有站岗，进去后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是戴笠找我谈话。突然听到要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打交道，心情不免有点紧张。”

姜豪来到一个“布置十分普通的会客室”里，坐了一会，走出来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戴笠，委员长叫我与你一谈。”

对戴笠，姜豪形容为：“他个子稍高，体形清瘦，长方马脸，谈话时表面客气，可能也是‘奉总裁谕’的原因，但目带凶光，令人生畏。”

姜豪回忆说：“这次会谈很简单，戴告知情况已了解，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报告，蒋介石都给他了，以后的事情归他处理。他说，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可以让我到香港去再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叫我再等些日子，并给了我一点钱作为生活费用。他还嘱我继续同朱泰耀保持秘密联系。”

按：在此期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国内，8月28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伪府”已是箭在弦上；日本方面，同一天，平沼内阁垮台，阿部信行继任日本首相；欧洲，9月1日，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二次大战的硝烟已经升起。戴笠所说的“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就是指这些，因此让姜豪再等一等。

这一下又等到11月间，姜豪说：“戴笠来信约我到曾家岩去谈话，那里有所单独的房子，是他的住处兼作办公处的，人称戴公馆，那所房子不大，也没有其他人办公。”

按：“曾家岩”即曾家岩51号，戴笠的公馆之一，也是他常住的所在。紧邻的50号即著名的“周公馆”。

军统局迁到重庆之后，先是驻在通远门外中二路罗家湾29号、重庆市丨警丨察局警士教练所的原址，接着又占用了隔壁的罗家湾19号，这是一个花园房子，作为戴笠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甲”室。这样，罗家湾就成了军统局的局本部，连同附近的其他建筑，统称“罗家湾大院”。

接着，军统又占用了警士教练所对面、枣子岚垭的“漱庐”，当做一个高级招待所使用，戴笠接待一些重要的客人，一般都在此地。

此后，军统将交通科和督察室迁到海关巷一号，就是戴笠第一次会见姜豪的那个地方；把设计委员会和训练处迁到赣江街82号万寿宫，祝宗粱他们的“抗团”迁到重庆以后的办公地点也在这里。特务总队则在望龙门湖南会馆。

另外，在大巷子设招待所，即祝宗粱回忆中提到的“马鞍山招待所”，军统局电讯处也在马鞍山。

到1940年，因重庆频繁遭到轰炸，罗家湾目标太大，遂在重庆郊外约20里的缫丝厂建立“乡下办事处”，此后，这块地方交给了中美合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