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9)

姜豪入狱以后，日本人还派了一个特务，自称“反战”人士、到中国来组织“中国青年党”，前来蒙骗姜豪。对此，还在上大学时就搞“地工”的姜豪当然不会上这个当，他想：“中国青年党怎么要由日本人来组织。我体会到这是日本宪兵队故意布置他进监房来观察情况的。”

又过了一天，日本人开始审问姜豪了。他问：“中国为什么要抗日?”

姜说：“因为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中国不能不抵抗。

日本说：“日本不是侵略中国，是要日华亲善。”

姜说：“日本武装侵略了东北，又打进关内来了，这是亲善吗?”

日本人说：“蒋介石不讲亲善，你为什么要跟他抗日?”

如此等等，最后日本人说：“日本是要和平的，你好好想想，以后再谈。”

在监牢的“犯人”中，姜豪还意外地遇到了日后十分出名的熊剑东，当时熊悄悄对姜说：“现在日本人的政策变了，对高级人员是客气的，你放心好了。”

姜豪回忆说：“我从提审中，已经体会到了日本人用伪善的态度是想诱骗中国高级人员去当他们的走狗的。我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决不受骗上当。熊剑东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改组派里认识的，他被捕后却屈服了，以后当了汉奸组织的‘和平军’中的什么司令。”

这时，一个更大的意外出现了。姜豪说：“提审后过了四、五天，我又被带到了二楼的会客室里。一进屋子，我便惊异地发现，给我提供情报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坐在屋里，旁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面孔四方的日本人。”

姜豪心想：“难道是他们出卖了我?”

这时杨鹏搏便把那个日本人介绍给姜，原来他就是“小野寺办事处”的吉田东佑。姜豪说：“他们带来了一些衣物，说是我家里托他们带来的，还告诉我，正在进行营救，叫我安心再过几天，等到把事情办妥了，就来接我出去。”

姜豪回忆说，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时，有个穿西装的翻译，他不是日本人，大概是朝鲜人，他一口上海话。吉田到宪兵队来过后，他们把我从监房移居楼上的优待室里．他带了糕点水果来看我，对我说：‘姜先生，以后要帮帮忙。’他大概以为我要当大汉奸了，所以特地来拉拢。”

一周之后，吉田东佑果然兑现诺言，将姜豪带到了“福州路都城饭店(现新城饭店)”，在这里，姜豪见到了小野寺信。姜回忆说：

“原来我被捕后，吉田即将此消息急电正在东京的小野寺。小野寺唯恐宪兵绑架我，掐断了他打通重庆国民政府的路线，就极力向日本人大本营请求释放我。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自身也感受到了舆论压力。5月9日中午我们被绑架后，当天法文夜报就刊登了这条新闻。由于日本便衣宪兵封锁一家饭店两个多小时，被绑架的又有五人之多，这样严重的事件发生在租界里还是第一次，所以引起舆论界的重视。从第二天起，除了法文夜报外，其他中西各报也都连续几天报道这件事。起初外面还不知道被捕的是些什么人，到了12日，新闻消息中，报道了我们五个人的姓名。五华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相当震动，上海各团体联合办事处特致函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要求租界当局向日方交涉，立即释放五人，并保证嗣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租界当局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称：“过去日方对任何‘恐怖行动’，请求租界警务处协助调查．或谓任何人与‘恐怖行动’有关，请求协助审问，警务处从未拒绝。这次日方既未于事前通知警务处，实行拘捕，事后又未将被拘捕之人移交警务处，违背‘最近订立的协定’，应请领事团加以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借坡下驴，将姜等5人全部“释放”。

姜豪回忆说：“我同小野寺在都城饭店一间颇为宽敞的普通客房里作初次见面。其人个子挺高，很瘦，文质彬彬，40多岁的模样。室内原无他人，见面时就是朱泰耀、杨鹏搏、吉田东佑以及我与小野寺五人，杨做翻译。小野寺首先装模作样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说各为其国，这种遭遇本在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

接着，小野寺开始“卖好儿”，说：“是我通过东京的关系，使你恢复了自由，希望今后彼此为和平而努力。”并问姜豪对“日华和平”有什么意见。

姜豪说：“战争的结局总是和平，所以和平我是赞成的，但中日战争是由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而引起的，要谈中日和平，首先要看日本有无和平诚意，日本能否放弃侵略政策?”

小野寺又问姜豪，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有何见解?

姜豪听了，“正色”说：“汪精卫已经叛离中国政府，不能再代表中国．日本和汪精卫谈‘和平’，那不是真有和平诚意的表示，而却是把谈和的大门关上了。”

小野寺要的就是姜豪这句话，马上说：“日本并不一定要同汪精卫谈‘和平’，而是由于蒋介石不肯谈和，所以不得已而同汪精卫谈的，假使蒋介石肯谈，我们就同他谈判。”

姜豪说：“主战者主要的是军人，日本军人的态度如何?”

小野寺说：“日本军人本来主张彻底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但目前海军急于要南进，陆军急于要北进，无论南进或北进，首先要解决中国问题，所以目前军人中也有不少人赞同和中国谈和的，这是当前谈和的好机会。”

说到这里，小野寺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姜豪“介绍国民党政府方面在上海的负责人”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

这就是日后的所谓“姜豪路线”。

一边听，姜豪一边判断日本人的想法，他认为：“他所谈日本内部情况，大体上是可信的，尤其重要的，日本军人急于要南进和北进，这对美苏二国都有极大关系，应该从速向重庆国民党中央汇报。但先决问题是怎样和我们自己人联系上，在公共租界内是不可能取得联系的，首先是回到法租界去。

于是，姜对小野寺说：“我们的人都住在法租界，要找人首先要回到法租界去。”

小野寺听了没有异议，即令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把他送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伟达饭店”，然后就让他回家了。后来，姜豪才知道，“伟达饭店老板陈伟达，原和日本人有勾结。”

姜豪回忆说：“我在家里过了几天，叫朱、杨二人转告小野寺信，说是在法租界也找不到人，找人要到香港去，小野寺同意了，就是要由吉田东佑同时也到香港去。6月底，我乘意大利邮船赴港，朱、杨二人和吉田同船启程，但不在同一层舱位，朱、杨二人和我乘的是二等舱位，吉田是头等，所以在船上我同吉田没有见过面。”

姜豪回忆说：“从轮船驶出长江口起，我就忐忑不安。自从被绑架后，时局变化很快，但自己却一直没有与市党部联系上，不知重庆方面对自己的行动抱何态度?”

令姜豪没有想到的是，在船上，他居然遇上了遍寻不着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主任委员童行白和书记长蔡洪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