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8)

姜豪回忆说：“但是电报发出后，重庆方面没有给予答复，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对小野寺的和谈姿态不予响应。所以我也就没有同小野寺见面。”

1939年1月初，姜豪接到通知，令他与上海市地下党部执委蔡洪田及张小通三人到重庆受训。

在重庆，姜豪等三人先是列席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主报告，并决议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从3月1日起，姜豪参加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期的训练，为期一个月，即返回上海。

姜豪回忆说：“我们离开重庆前，吴开先约我们去他在牛角沱的寓所作上海地下工作的指示，童行白也在座，原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增派他去上海工作，担任市党部主任委员。这样，原先的五人地下市党部就变成了六人。”

按，其时，吴开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姜豪说：“我于l939年1月间到重庆，4月间离开重庆回上海，同行的三人中，蔡洪田一人直飞香港回沪，我同张小通二人为了观光西南公路和滇越铁路沿途景色，特地搭公路车子从重庆经贵阳至昆明，换乘滇越铁路至老街，过桥入安南国境改乘火车经河内至海防，再乘轮船至香港回沪，路上差不多费了一个月，回到上海时，已在五月初了。”

姜豪刚回上海，日本在沪发行的《朝日新闻》上，就刊登了一条新闻，称“姜豪从重庆回上海来，负有重庆政府的重要使命，带了大量经费，大肆进行抗日活动”等等。

就在汪精卫从河内辗转来到上海，并于1939年5月8日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当天，姜豪被绑架，这就是“五华人事件”。姜豪回忆说：

“上海沦陷后，我本来在上海附近的几个县里发动过组织游击队，我家乡宝山也有陈嘉谟、洪光华、吴垂莹、苏亮如4位同乡，发动搞游击队，因之我们约于5月9日中午在公共租界福来咖哩饭店聚餐会商。”

姜豪说：“这一天中午另外有个约会，就是欢迎重庆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派来视察的该会专员王志圣的，他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先去参加了欢迎会。参加者是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铁路两路党部、江苏省党部等委员，还有江苏松江区专员和县长等20多人。上海市党部的新任主任委员童行白也来了，地点是在法租界寰龙路寰龙西菜馆，我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后再到福来饭店去的，时间已经迟了，约在下午一点左右。”

“福来咖哩饭店的房子是二层楼，我赶到时已经过了原来约定的中午12点，因之我一到就急急忙忙的奔上楼，可是奇怪得很，整个楼面空无一人。我体会到情况不妙，马上就下楼．可是刚跑到半扶梯，就有二个穿西装的人迎上来了，他们返身把我两边挟住，并且拿着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就挟着我走下扶梯，到了下面店堂里，我看到柜台里面聚集一大堆人，因之我一面叫喊，一面要挣脱他们的挟持。可是那堆人呆视无声，同时又上来二个人，同先前的二个人一起把我按倒在地，四枝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和脑部，我一看对抗无用，就自动站起来说：‘好，跟你们走。’此时门口开来了三辆小汽车，他们把我挟上中间一辆，押车的后座二人，前座除司机外，还有一人拿着手枪返身对着我。”

这一天，姜豪记得很清楚，因l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姜豪说：

“因之在南京路的日升楼路口，刚有一群人在举行抗日示威，我看到了正想敲击车门呼救，三枝手枪加紧了贴着我的腰脑，车子加速行驶，一下子从南京路转弯到四川路，过桥就到了原中国银行大楼，门口挂着‘金谷宪兵队’牌子，下车押上了二楼。在二楼的大厅里，靠墙有一排长凳，陈嘉谟等四个人已经先我而坐在那里了。”

“五华人事件”在当时很出名，姜豪等聚会的“福来咖哩饭店”地处公共租界，因当时中日战起不久，日本人如此猖狂地公开绑架并直接送往宪兵队的情况，还真是头一遭。因此报界有许多报道。比如5月11日的《申报》说：“福来饭店内，日人架走五华人，五人中有姜豪、苏亮如等，显系亲日分子出卖其友，警务处得讯派员往查时已经不及。”

另外，英文的《大美晚报》报道得更详细，且与姜豪的回忆完全对榫，报道说：

“据今日（十日）透露，昨日午后未几，有持械日人约十名，由两华人导之，分乘悬有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至广西路一五九号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架走华人五名，大约被架往虹口日军总司令部。闻诸可靠方面，此五华人中有（一）上海新生活运动指导员姜豪；（二）浦东游击队总参谋苏亮如；（三）宝山县长陈家谟，系江苏省府委任，暗图消灭仅在该小城内办事之日方宝山县长及在主要公路上巡逻之日军；（四）前江湾商团团长吴垂莹，其他两华人之名，未能确知。

报道中还特地说明，被捕的陈家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宝山县长，正致力于刺杀日本当面任命的伪宝山县长。

报道还分析认为：“惟一般人均疑其中之一为亲日者流，以其四友人出卖与日当局。日方设计逮捕，并未通知公共租界警务处，迨日人将五华人分两次架走后，警务处始得实系持械绑架之消息。”

报道说：“被绑架中之四人，于十二时前不久，赴该饭店，入隔日电话预定之四号房间，众信此四人中之一，即系亲日分子，诱其友人入榖，彼等方进咖喱鸡饭店时，即有日人约十名，分乘悬有蛋形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驶抵该地，西崽欲导彼等入空餐室时，诸日人不发一语，径登楼上，隔门帘向各室窥视。西崽以为彼等探望友人，故不起疑窦，数分钟后，即有两华人与彼等交谈，并导入第四号房间，闻日人入室时，均执手枪，然后将室中诸人加以手铐而出，但西仔犹未知彼等乃被架走，盖手铐为长袖所遮，而日人亦已藏枪袋中也。被架华人，未加反抗，随戴黑眼镜之华人一名而行，拥入汽车，运行驶走。“

“但有二日人，仍返四号房间，约二十分钟后，即午后一时三十分许，另一华人，入该饭店，不知二十分钟前发生之事，而投入罗网，遂亦被捕，两日人当饭店雇员之前，将该华人曳出。迨立即报告警务处，但警卫人员到达过迟，该第五华人大约亦被架往虹口矣。”

最后一个“入榖”的，就是姜豪，他回忆说：“我走进大厅，被带到房间中间一张写字台前面，坐着的一个人问我姓名。”

当时姜化名庄仁祥，身上还带的有名片，于是掏出名片给他看，并说：：“我叫庄仁祥。”

对方劈头说：“什么庄仁祥，你叫姜豪。”

姜豪回忆说：“他就在簿子上写上了姜豪的名字，这样就算登记好了，叫我坐到墙边的长凳上，轻轻的和陈嘉谟谈话，他告诉我他们四个人一起到饭店里去的，一进房间刚坐定，就进来了十几个便衣宪兵，四个人押一个，分乘四辆轿车送到了宪兵队里。在大厅里坐了十多分钟，就被送到楼下的监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