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7)

1937年8月12日，时任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的姜豪在庐山参加了暑期训练团之后回到上海，次日，“八一三”抗战就打响了。姜豪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淞沪抗战。

按：“新生活促进会”总会长是蒋介石，另在各省和特别市设分会，会长由省主席或特别市市长兼任，另设书记负责具体工作，一般由民政厅长或社会局长兼任，因此，“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虽然是个冷板凳，却是个比照“简任”级的官员，在民国，已经属于比较高级的“文官”了。姜豪说：“任命通过后，潘公展和吴开先都对我暗示是他的推荐，我也搞不清真相，抑或也有吴铁城的作用，总之是神仙打架，拿我这个局外人做了妥协的砝码。”

姜豪回忆说：“抗日部队撤离上海后，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被巡捕房迫令解散，巡捕房四马路总行还要我去谈话，我请了徐勇义律师代表我去了，捕行里外国头子要徐律师转告我，以后在租界里不准再做抗日活动。”

于是，姜豪以“牧羊会”名义发表了一份“告上海市民书”，内容是“劝告上海市民要效法苏武牧羊留须不屈的精神，今后在艰苦的环境内，保持民族气节，继续为抗日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姜豪本人，则奉命留在上海工作。

在1933年选出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本有执行委员9名，监察委员5名，党部负责人，名义上先是吴醒亚、后是陶百川，但实际的重心，全在监察委员吴开先。上海沦陷后，执监委员大多离开上海，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党部，缩小机构，以蔡洪田、吴修、汪曼云、姜豪和张小通五人为执行委员，并指定蔡洪田为书记长．组成地下市党部。

地下市党部的主要工作，可想而知，是以搜集敌伪情报为主，姜豪回忆说：

“由于我在抗战前10年中．曾先后从事学运、工运、‘新运’，又活跃于青、红二门，所以搜集敌伪情报的关系比较多。l938年3月间，日寇把南京、上海及华中等地的伪组织合组成‘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我通过同族姜梦麟的关系．联系了在伪维新政府任职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他们供给我敌伪情报。”

按：姜梦麟也是上海市党部工作人员，属于上海的另一个“党头”、吴开先的对立面吴绍澍一派。

这时，朱泰耀和杨鹏搏为姜豪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姜豪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在进行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又对华施展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企图诱迫国民党政府改变抗日政策。一个名叫小野寺信的日本特务，就肩负着这种使命，悄然出现在上海。”

小野寺信，是日军当中的又一位谋略专家，区别于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中国通”，小野寺是一个“苏联通”，因此他在中国不大出名。

小野寺信，1897年生，1919年毕业于“陆士”第31期，1928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40期。

1935年以后，小野寺信历任日派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公使馆武官，从事谍报工作。1938年6月，小野寺信回国，任职于参谋本部日本课。

1938年10月，小野寺信被派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小野寺机关负责人。姜豪说：“俄国课派他到中国来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课的人员认为中日战争拖得太长，日本兵力消耗太大，会直接受到苏联的威胁，连‘满洲国’也难保，所以主张同中国谈‘和’，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大家应该还记得，1938年10月，正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的“汪兆铭工作”进行到“掯节儿”上得时候，因此，影佐对小野寺信“横插一杠子”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姜豪说：

“影佐认为小野寺的活动会妨碍他正在扶植汪伪傀儡政权的勾当，所以竭力反对。但小野寺也有他特殊的背景，他父亲同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都是元老派，所以他同近卫关系很密切。l938年l2月，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又授予小野寺委任状：‘特授权小野寺参谋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这表明了小野寺从事同重庆当局直接和谈工作的合法化。”

就这样，小野寺的特务机关就建立起来了，其骨干，叫吉田东佑，姜豪说：“吉田原是经济学教授，同情共产党，后来叛投日本军部，被派到上海来做间谍工作。小野寺到上海后，即按照上级指示，同吉田取得联系并将其罗致到办事处内。吉田东佑的‘对华上层关系’的牵线人，就是他的翻译杨鹏搏。杨是日本留学生．原先思想左倾，因此与当时同情日共的吉田相识。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吉田随军来沪，杨便当上他的翻译。及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时，杨又混上一个伪教育部督学。和他同为伪督学的朱泰耀，则与我同族姜梦麟熟悉。我通过姜梦麟居间介绍．先后将朱泰耀、杨鹏搏发展为刺探日伪情报的关系。他们为了表示效忠国家，也愿意提供情报。”

小野寺来到上海，吉田东佑又将杨鹏搏推荐给他做翻译，从此，日方的消息就“源源不断”到了姜豪手中。他回忆说：

“朱、杨有关小野寺到沪的最初情报，仅说日本军部有些人准备与重庆谈判。到当年l2月间汪精卫出逃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后，情报又有了新内容，道是他们认为汪精卫已没有作用，而小野寺希望赶在影佐策划汪伪南京政权一事成功之前，尽快打通重庆路线。为此，朱泰耀建议由我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一下，试探对方是否真有和谈诚意。”

就在不久前的1938年10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刚刚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因此，“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这样大的事，姜豪当然不敢做主，于是即打电报给刚刚接替了陈立夫、几乎成为国民党“三把手”的朱家骅，请示行知。

所谓c.c系，陈果夫、陈果夫兄弟虽然都不承认有这样一个派系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就一直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

但是，抗战开始以后，这种格局突然发生了变化，从斜刺里杀出了朱家骅。

朱家骅，1893年生，浙江吴兴人。

我们知道，在民国的“学者从政”风潮中，朱家骅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物。1927年10月，朱家骅接替马叙伦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代行省主席职务。浙江警官学校就是他在此期间创办的。

此后，朱家骅先后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底，朱家骅接替蒋介石任教育部长，此后不久卸任，接替陈铭枢转任交通部长，当年11月又兼教育部长。1935年，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4月8日，即“临全大会”之后的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刚刚成立的“中统”局局长，此后朱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时权倾朝野，几乎成为蒋介石、汪精卫之后的国民党“三把手”。

所以，如果说朱家骅是民国史上学历最高（德国柏林大学地学博士）、最有学问（24岁就当了北大教授）、职务也最高（部长是特任官）的特务，并不为过。

与此同时，陈立夫从党的职务上卸任，转任教育部长，且一干就干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所以，陈立夫虽然是“中统”的创始人，却一天中统局长也没当过。

不过，陈立夫对此并不为意，相反，他最得意的，就是这六年多的教育部长生涯。在晚年，陈立夫曾说：“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