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4)
1939年6月4日，汪精卫飞抵日本东京，探询日方对他建立“政府”的态度。今井武夫说：
“这年一月初，日本政府因近卫内阁总辞职更迭为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汪从六月十日起就开始同平沼首相、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各大臣以及近卫前首相进行会谈。平沼首相开诚布公地说，日华合作应以道义为基础予以实现。汪表示他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设想在南京成立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对此，首相保证日本政府将坚决予以支持。”
今井回忆说：“在日本政府同汪兆铭进行这次会谈之前，陆军已从六月二日起把在华各军的参谋将校召集到东京开会，经过种种研究议论之后，决定答应汪之共同合作的要求。”
6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精卫：“汪精卫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扰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
对此，金雄白说：“当是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后，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余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弭缝的状态。”
至此，汪精卫的伪政权，已是箭在弦上。
为了显示伪政府的“正统”，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如同耍猴一般地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就设在“七十六号”。
大会“代表”金雄白回忆说：“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着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开着的只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着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于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上海社会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这时，会议“代表”们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代表”当中有“汉奸”！
这个人，就是“维新政府”的“上海市丨警丨察局”局长卢英。
罗君强回忆说：“当选中委的一部分上海党棍子汪曼云、顾继武等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认为卢英是耍流氓、当侦缉出身的，作恶多端，当选中委有损党誉，请予撤销中委名义。主席团即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难题。汪精卫认为卢英在上海首先通电响应‘和平运动’，率5000党员表示拥护，现任上海丨警丨察局长，故特提名中委，以资鼓励。结果派员疏通，卢英列入候补中委。”
事实上，早在开会之前，已经有人对与会的“维新政府”梁鸿志等人进行“杯葛”。金雄白回忆说：
“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金雄白的这段话，实际上说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国民党与北洋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谓“民国”，国号虽然一直这么叫，但实际上分为两段，从1912年民元，到1928年底，是北洋军阀时期，亦可称为“北京政府”时期；到“二次北伐”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才是真正的“民国”开始。
因此，我们无妨以1928年为界、把“北洋”与“民国”看成两个“朝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代表“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等人，就成为“前朝遗老”，与那些推翻他们的“国民党的老党员”，完全是两类人，难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
第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心结”，汪集团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组府”是“还都”、是“救国救民”；而梁鸿志等人抢先成立起来的“维新政府”，则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是“汉奸”，因此“羞与为伍”。
对此，金雄白回忆说：“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
从此，在沦陷区就留下了“前汉”与“后汉”的说法，即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是“前汉”，当汉奸在前；而汪精卫等人后当汉奸，自然是“后汉”。还有人讽刺说：“老汉奸看不起小汉奸，小汉奸看不起新汉奸”，等等。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罗君强回忆说：
“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原已宣布，只许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会毕全部交还秘书处。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的文件，缺一全份，正在惊疑。此时，日本梅机关嘱托犬养健来找大会秘书长梅思平，说有要事商谈。梅思平下楼与犬养谈话后，回时面有忧容。据说日方发现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犬养提出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能有什么关系，何能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呢？有人说，大会印刷文件，一部份是照以前老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只能如此写法，事实上并无东三省代表到会。我说，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中有此一条，确系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梅思平照我的话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事后发现这份文件是由李士群交给日方晴气庆胤中佐的，李亦直认不讳。”
会后，汪精卫就准备“组府”了，罗君强说：“大会修改了党章，废除总裁副总裁制度，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推荐汪精卫为主席，负责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