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3)

由于“北光丸”上一下增加了汪精卫等十几个人，而且这些人又太能吃，结果食物不够了，不得不在台湾基隆停泊一晚，补充给养。

5月2日，“北光丸”驶进基隆港，在码头上，有一个日本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这个人就是西义显。西义显是受周佛海的委托，来向汪传达他对下一步“和平运动”走向的意见，即不顾一切，在沦陷区建立汉奸政权。

殊不知，相同的看法，汪精卫已经在船上与影佐祯昭交换过意见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5月6日，北光丸抵达上海。在这里，汪精卫终于与他的“团队”重逢了，这其中，就包括高宗武。高回忆说：

“四月二十七日，汪离开了河内。五月二日，我离开香港往上海会见汪。离港之前，杜月笙来劝我不要去。读过约翰•根室所著《亚洲内幕》的人都知道杜月笙是何许人。杜虽然读书不多，也不曾担任公职，但许多人尊敬他，许多人也惧怕他。他在上海极具影响力。杜拍胸口极力劝我留在香港。我跟他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因汪精卫坚持不进日本租界，但其他的住处又没有找好，因此日本人让汪暂时住在船上，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将其他人送到岸上，就来到日租界的重光堂，会见他们的“中国同志”。

犬养回忆说：“在重光堂等候我们的中国同志中，第一次与我们见面的只有周佛海一个人。他高个子，大眼睛，说话快，动作活泼，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周佛海和梅思平都临时住在重光堂附近。他们特意从家里取来便饭犒劳我们。”

当晚，大家分手的时候，因住处的问题，高宗武与日本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据犬养回忆，当时影佐问高宗武：“呀，高君，你回哪去?”

高说：“法租界的哥哥家。”

影佐毫不客气地说：“这不方便，暂时大家请都住在一起。”

高说：“不，我的家里哥哥负责警戒。”

影佐问：“那个住处早就有吗?”

高说：“最近——这次借的。”

影佐坚持说：“那就不能去啦，高先生!今晚请住在这儿，其余的事明日再谈吧。”

高仍说：“对不起，我要回家。”

早已对高宗武不耐的影佐终于爆发：“高君，你要破坏同志的团结吗?留在这里的周佛海也好，梅思平也好，也都与你一样，有着作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骄傲。不愿意在日本租界住宿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大家都以汪先生为中心来考虑问题，是能忍耐的。你一个人洁身自好，这有什么价值呢?”

这时周佛海连忙出来打圆场：“好，好，高君，你回法租界去吧。”

犬养和周佛海把高送到门口，高大发牢骚：“影佐究竟有什么权利破口大骂我这个中国人?我不也是豁出性命为和平运动奔波吗?没有理由让我一定要接受影佐的命令。”

犬养回忆说：“周用说得更快的湖南话劝解高宗武，把高宗武送出大门日。高遂上车而去。今天的事，作为影佐来讲，是少见的感情暴露。不知怎的，我不由感到有一些阴郁的、不祥的征兆。”

此事，高宗武在回忆中也曾提及：“我的伙伴周佛海和梅思平已经抵达上海，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把守着中国装束的日本宪兵。接船的日本人企图劝阻我前往法租界我的房子，说：‘你在那边会被暗杀。’我问道：‘你以为解决中日问题的人需要日本宪兵保护吗?’我也拒绝日本便衣跟随‘保护’，虽然周和梅已经被这些人亦步亦趋。”

“亦步亦趋”的还有汪精卫，5月9日，汪精卫上岸，住进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汪精卫履行了自己的若言，他真的没有进日本租界。

——不过，这地方比日本租界也强不到哪儿去！

金雄白说：“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于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于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余，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

金雄白说：“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恩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

为“一一三六弄”提供保卫的，就是“七十六号”。

早在日本军方同意资助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特务机关时，就曾经向晴气庆胤提出了四条工作原则，其中之一即“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有“见地”的做法——丁、李二人与汪的“合流”，客观上，淡化了“七十六号”的日方色彩；同时，汪集团都是文人，赤手空拳来到上海，“七十六号”与他们“兵合一处”，适足以济其恶。正如今井武夫所说：

“当时在上海，重庆方面制造的各种阴谋和恐怖，到处横行，极为危险，但是日本军的治安丨警丨察力量达不到英、法租界，完全无法取缔，苦于应付。从而没有一兵一卒的武力和任何丨警丨察力量的汪兆铭一派，当然有讲求一些防卫手段的必要．但是日本军赤裸裸地直接庇护他，不仅违反汪的信条，也会过于明显地有被视为傀儡之虞。在没有找到其他适当手段的时候，汪对丁、李参加运动的申请就不加考虑地同意下来。以后丁、李两人不惜犬马之劳保卫汪派，可以说成为‘新选组’的队长等级的人，这才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同时随着暴力的引进，成为以后政府内部发生各种弊害的原因。”

谈及此事，犬养健曾多少有些不甘心地说：“汪兆铭由我们诱出重庆，而被影佐接受，但真正抓住了他的是晴气。”

今井武夫说：“在这之前，丁默邨和李士群因逃避战祸脱离重庆政府，潜居在上海。他们得到土肥原机关的支持，从四月起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五月汪兆铭从河内到来，立即同汪取得联系，此后就在周佛海和土肥原机关的晴气庆胤、冢本诚两少佐直接指导下推进汪的和平运动，以反共和平救国为口号，主要在上海附近开始了活跃的工作，保卫汪派要人身边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