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2)

后来，谈及这难熬的三天，犬养健回忆说：“我实在不忍心听下去，走到船长室，征求他的意见。他说目前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北光丸安装的无线电发报机是莫尔斯式，属于最早的样式，因此，电波传送距离并不十分远。不过，能否与他们联系上，就看明天最后一天了。因为明天北光丸就将完全通过海南岛外海岸。如果冯•福林哈芳号正航行于内海岸的海峡的话，就会发来无线电联络信号。”

29日下午三时许，报务员终于接到了冯•福林哈芳号的来电：“我方安全，安全。”

30日中午，“冯•福林哈芳号终于出现在海湾入口处。这只法国小船遇到一点儿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在浪涛中挣扎着迂回前进。这种船只在中国海航行是勉强的。”

犬养健回忆说：“这只法国小轮船在海湾刚一停下，便派出一只橡皮船朝北光丸划来。一看橡皮船上的人，原来是陈昌祖和周隆庠。两人一上甲板便说起在无人岛走错了路的事。主要原因是鸿基港码头的设备陈旧，船中要贮存的饮用水必须一桶一桶地打来；而且，由于港湾搬运工不足，这样就比预定时间多费了3小时。不仅如此，原说时速能开到8浬，但实际最大时速只能开到7浬。总算心情焦急地开近了无人岛，却又起了大雾，只好从海南岛内侧的海峡通行。”

这时，周隆庠对影佐说道：“那只小船也没有用了。船上大部分人都晕船躺在那儿。在这个海湾上费点事，把我们小船上人都移到北光丸上吧。”

犬养健回忆说：“就这样，汪精卫一行十六人，都上了我们的船。”

犬养健说得一点不错，从此，汪精卫就算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了。

在回忆中，影佐曾说：“在把汪救出来的时候，日本政府是这样理解：汪的计划不是用成立中央政府的方法来造成和平运动，而是在重庆政府外部发展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和平运动，并加以扩大，转变一般舆论乃至重庆的意向，以导致与日本进行和平合作。”

通过在船上与汪精卫的会谈，影佐发现，他的判断大错特错。

汪精卫说：“以前和平运动的展开是根据这样的方案进行的，组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的和平团体，用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错误的原因，宣传和平是拯救中国、拯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而终于使重庆转变过来。可是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如推进百步，建立和平政府，除了通过以上言论进行启发重庆的工作外，更用事实证明，如果日华提携就可改善到这种程度，从而抗战已经没有意义，由此决定舆论的归趋．使重庆政府的动向转向和平，只有这样办较为适当。”

汪精卫请求说：“因此，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以前的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的计划。”

对此，影佐回忆说：“汪的这个计划实在非常重要。我的任务只是把汪转移到安全地带，因此对这个计划不能表示种种意见。”

于是影佐说：“什么时候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

汪听了，继续说：“如果贵国政府同意我通过建立和平政府展开和平运动的方法，这里有种种要奉托、希望的事项。”

汪说的事项还挺多：

第一：“主要切望近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不相信日本，把日本看成：嘴上说得好，肚子里实际上不一样。并且如果近卫声明如实实现时，我相信，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的确失掉根据，即使是重庆政府，也不得不随着舆论大势所趋，倾向和平。其次，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

对此，影佐表示：“日本政府决心援助汪建立政府的计划时，日本政府对汪的这两点希望当然会回答：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因为近卫声明不单是近卫文麿公爵一个人的声明，而是帝国政府的声明，即使政府有交替，这个声明还有生命。从对中国、对世界的信义上来说，日本也要保卫近卫声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影佐接着又说：“至于建立政府不能立刻全面和平，凡是对大局有了解的人都会有深刻的认识。”

这句话有点莫测高深，不知道影佐想表达什么意思，想说明什么。

汪精卫说的第二点是：“建立政府，则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务必希望避免用这种兵力和重庆的兵力战斗，即引起所谓内战，造成同一民族之间流血的惨剧。”

第三：“希望日本人能够好好理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主张和平，或是主张抗日，都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不论拥有哪一种信念，都是爱国家，希望民族繁荣的。而和平、抗日两种理论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日华关系的根本认识以及对日化对华政策的认识有所不同。希望能够认识，日本光用武力不能从心底里改变抗日论者的认识。只有靠日本对华措施，用事实才能改变他们的认识，这是达到目的的最好策略。”

第四：“希望日本对中国如实地实现近卫声明，并且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平政府，关于这两点，想直截了当地与日本政府身居要职的人见面交换意见。关于这方面，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可行，一种认为时机尚早。主要在香港的我们的同志中间认为时机尚早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据英国方面的情报，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表示悲观。可是上海方面的同志们的意见还不清楚，因此到上海后也参酌这些同志的意见，决定是否到东京去。决定后，再打算商量。”

最后，汪表示：“曾经反复说明，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顾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一点要明确说明，希望表明我的心迹。”

汪进一步说：“在当前战争状态的形势下，抗日论一般容易听得进去。反之，和平论和卖国论很难分清，难以使一般人倾听。只有依靠日本妥当公正的政策、依靠事实的证明才能放出光彩。因此在展开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听了汪精卫的话，影佐已经完全明瞭他的意思：“汪的意图是建立和平政府，在中日之间制造和平提携的活的模范，用事实对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决不是没有根据的；由此引导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和它合作，造成与日本全面的和平提携。这就是汪的运动的指导原理。”

在回忆录中，影佐说：“听了汪表明心迹的话，我非常感动：如果汪的行动不是出于爱中国、爱东亚的赤诚，究竟是为什么?他的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可以泣鬼神，真是不胜敬服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