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1)

在谈话中，犬养一直在观察汪精卫，他看得很仔细：“汪精卫把上身靠近在他右后方坐着的周隆库，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说起话来。他这样做，既是为着翻译方便，也是不愿让对面的客人看出自己的感动。”

这时，影佐介绍了犬养和矢野的身份，随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根据政府的命令，特意来此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地方。”

汪精卫说：“衷心感谢大家远道来迎。实际上，我也觉得继续呆在河内是危险的。因此，开始做离开的准备。恰好此时贵国政府派遣诸位来迎接，不胜感谢。”

汪精卫继续说：“现在，中国民众应予信赖的中央政府已逃至重庆，故其归趋令人迷惑，且无可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的代表政权，同时重庆方面和其他全国的和平派亦无可以信赖的中央政权。因此，建立能安定民心和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并由日本予以承认，使之担当和平交涉，乃今后本人等工作根本之所在。为此，预计将花费很多时间，遇到相当困难。”

影佐说：“我想问一下，您感到重庆方面还会有新的袭击计划吧？”

汪回答说：“是的，有这种迹象。比如，前两三天就有人匆忙来租紧邻我们的那座楼的三层楼房。此外，有几个好像暗杀团的人在老远地方监视着。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态度挺好，却在竭力制止我的政治行动。他们像是特别害怕在此引起政治纷争。因此，如果再呆在这儿，事实上不可能与香港、上海的同志联系。”

影佐不再绕圈子：“那您想今后往哪转移呢？”

汪精卫听了，说：“我考虑再三，现在还是上海最合适。如果上海不成，香港或广东也可以。不过，在香港，英国丨警丨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同志活动也有困难。广东不仅和孙中山先生，而且和我关系也很深。但如今广东也被日本军占领，因此，倘若去广东，就会给中国国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我是在日军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与之相比，上海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正因我毅然迈向危险的土地，才可使中国国民了解到我献身爱国运动的诚意。”

此时，汪精卫突然激动起来，他“涨红了脸”说：“不错，上海也沦于日军占领下，但如大家所知，英、美的公共租界很大，市政也是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也在外国人之手。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的自由行动的余地。实际上，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以及梅思平诸君，已经先往上海进行紧张准备去了。我们在讨论之中，先后提出两三个方案。最后，大家都认为，在当前以转移到上海为宜。”

汪精卫的这段话，在矢野征记的记录中，是这样表述的：

“无论如何，今后我们工作的进行，如贵方所知，在当地法印官宪的严重保护下，只是生命安全，而其结果，与同志联系极其不便，因而需要转移到某一安全而且与同志连络方便的地方，尤其是在如前所述云南难以起事的现在，更感到有必要尽快转移。同时应该考虑的是，我逃出重庆时未带护照，是在无护照的情况下得到法印当局许可的。由于未带护照而处于法印当局的保护之下，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案，即预先租好船，l7日由西贡出发，很快即安全乘上由海防东航的轮船。实际上此事已秘密向法印当局提出，并得到对方允诺。想用此种方法逃出，希望听听贵方意见。”

影佐听了，说：“我们为了协助您离开此地，特意准备了一艘5500吨位的货船。”

对此，汪精卫说：“哎呀，实在感谢你们的好意。我也租到了一只法国人管理的小船。”

影佐问：“请问是多少吨位的？您这次航行非比寻常。因为在中国的沿海都已经看到了重庆政府发布的逮捕先生的布告，必须格外加小心啊！”

这时汪精卫问了一下周隆庠，回答说：“760吨。”

谈到这里，犬养回忆说：“我们不由互相望了望。”——犬养等人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意思很明显：“这样小的船，怎么能在公海上长途旅行？”

汪精卫是资深政客，一眼就看出了日本人的疑虑，他解释说：“大家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此次航行是会有些危险，但我第一次进上海港就使用日本船，我们的和平运动就会受到很大误解，因此，我想在由此脱出之后，在海防的海上与你们乘坐的船会合。然后，劳驾你们的船稍离开我们小船一点儿距离，护送我们去上海。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你们，现在，周君以及其他人正在商定暗号。”

对此，日方表示理解。在会谈的最后，双方商定，汪精卫的“出逃”事宜，由汪的小舅子、刚刚接替了曾仲鸣成为汪集团“秘书长”的陈昌祖负责与日方接洽。

在“报告”中，矢野征记说：“汪的决心很坚定，觉得他有成败由天，挺身负起和平救国大业的热诚充满容表。”

许多年以后，谈及当年汪精卫与影佐、犬养的这次会晤，高宗武在回忆中充满讽刺地说：

“这两个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只要汪出面，日本愿意做任何事!!日本军方也愿意做任何事!无条件满足汪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听说，他二人说完话都泪流满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泪，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如此这般了半个钟头，像在日本戏台上。那些眼泪可能促成了汪‘最后决定’的最后决定。流泪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犬养和影佐那天在河内圆满达成了任务。”

4月20日，汪精卫方面通知日方：“汪精卫一行第二天一早九点离开河内去鸿基港。借的船也是法国制的，名叫冯•福林哈芳，载重760吨。但出国许可、海关检查、中国船员的解雇、越南船员的雇用、饮食品的准备等等，至少也得三四天功夫，因此，为了万全起见，希望日本船于25日正午在离海防港5浬的名叫巴库仑比的无人岛附近会合。”

犬养健回忆说：“4月25日上午，北光丸在海防港外的巴库仑比岛周围几次巡航，一直持续到4点，但连冯•福林哈芳的影子也没看到。糟糕的是，随着天渐渐地黑了，海面上也起了雾，这样下去，在夜里会合是不可能的。北光丸的报务员十分焦急，不停地用暗号进行呼叫。不一会儿，海防的法国海军司令部便发出警告：要求连续发出暗码呼号的船只立即停止发报，否则将立即派出驱逐舰。如果驱逐舰来到，一切都完了。没有办法，北光丸只好在暮色里向海南岛的外海岸徐徐航行。”

此后三天，冯•福林哈芳号仍沓无音信。

此时，“肩负重任”的几个日本人惊恐万状，影佐曾灰心丧气地说：“汪精卫终于遇害了吗？营救汪精卫这件事是五相会议协商并向天皇做了汇报的，实在对不起！”

老兄今天不来点献礼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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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我不是天天都在献么。再说，写汪精卫谋炸摄政王的时候，不是已经献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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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想不到，重逢的日子这样快就到来了。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14号楼上后的亭子间制作丨炸丨弹，准备起义，不慎丨炸丨药着火导致暴露。于是他们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事，10月10日夜，起义军攻占督署，是为“武昌首义”。

按：孙武等人制造丨炸丨弹的火药，就是1909年汪精卫等人刺杀端方未遂，留在武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火种，还是汪精卫留下的。

由于多种偶然因素和复杂背景的集合，经多次武装斗争失败的革命党人，在这一次事前准备最为仓促的起义当中，居然一举成功！

概括地说，“武昌首义”的成功，其原因有三：

其一，当政者太嫩。由于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老太后、也包括与他同时代的、籍着“平长毛”起家的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一时俊彦，这拨人的过于强势，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在他们之后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空间；偏巧这些人又多长寿，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晚清四、五十年的时间，聚光灯始终照在这几个老头、老太太身上，龙套们连句台词都捞不着说，怎么可能成长。

当爹的太强，当儿子的难免就“怂”，由于新老交替工作没有做好。一旦没有了老佛爷压阵，以载沣为代表的新一代满洲亲贵，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忠厚则有之（宽大处理汪精卫一案足可证明），政治斗争的经验却嫌不足，“扛”不住事。包括为人处事的道理，恐怕也没大弄明白，遇上袁世凯这号的，根本搞不清他说的话是真是假；至于处理复杂事务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云云，那就更甭提了。而新一代“佛爷”隆裕太后，事实证明，不论是长相、还是头脑、抑或才具，与她的姑姑相比，差的不止一个档次——不是随便弄个老太太、穿上花盆底、梳个两把头，就可以当佛爷的。

其二，早在1900年，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策划所谓“东南互保”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开始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督抚居然把圣旨“诬”为“矫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到《辛丑条约》签订，当年支持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大臣们纷纷被砍了脑袋，更加证实当年的种种举动确属“乱命”，至此“朝廷”威望扫地、颜面尽失。

迄所谓“民主宪政”的实行，进一步使清廷失去了集中的统一意志。而帝制的力量，全在于高度的集中统一，即所谓专制，失去专制的帝制，纸老虎而已，不具备任何抗击打能力，稍有风吹草动都足以要他的命。

其三，上述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袁世凯上下里外地这么一播弄，“大清国”顷刻之间就垮了台，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流血最少的就属这一次了。

按：袁世凯其人，本来是有希望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可惜一步走错，不仅坏了自己的名声，还间接造成了此后的三十多年，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总算起来，一点血都没少流。

不过，清廷也亏得有这么一个袁世凯，否则，不论“革命”以任何方式实现，满清皇室都不可能有那样好的一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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