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20)

所谓“和平运动”，走到今天，已经与高宗武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按高宗武的设计，不管是谁站在前台来操作“和平”，都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即通过较小的代价，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日方的“和解”，实现和平。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日本人的不讲信义，更重要的，是汪精卫身边的人，出于各种自身的考虑，给汪“瞎码棋”，结果跑偏了道，这样的“和平运动”发展下去，最终只能是一个结果，即汪精卫在敌占区另立政府，而这个“政府”一定是傀儡政府，事情真的像西义显所预言的，“和平运动”成了“反蒋运动”。

高宗武不傻，高宗武更了解日本人——“和平运动”搞不搞、怎么搞，可以研究；但汉奸可是万万不能当的，再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则万劫不复，这一点高宗武非常清楚。

从此，高对“和平运动”的态度就转了一个大弯子。他回忆说：“汪的住宅被袭后，我认为汪已不能留在河内，理应远赴欧洲休养。我坚决反对他往东走!!去上海，去北平!!因为那将与溥仪往北走成为傀儡‘满洲国皇帝’并无二致。”

对此，当时也在香港的陈公博，与高的见解略有不同：“陈公博认为袭击对汪的重大打击，使汪难以承受赴欧的旅途劳顿。他指出，汪过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鸣陪伴，如今没有了曾，汪在海外将会过得非常不愉快。陈认为唯一的去处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这样，我们可以减轻汪的厌烦和悲痛，同时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能够劝他去海外。”

对此，高宗武说：“那时觉得陈的建议合理。我们都赞同，虽然我心中有些疑虑。我们打电报给在河内的汪，告诉他我们计画转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可是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出现一些异议。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入主张慢慢来。我站在谨慎的一边。于是我有两项任务，维持团体和谐与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话。”

同时，高宗武也在阻止汪与日本人的接触，他回忆说：“我们的立场因几名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河内而更形复杂。那些人是在日本军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犬养健和影佐祯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从东京首途前来河内。他们从船上发来电报，要我去河内会合。我回电拒绝，并劝他们不要去。我同时电报汪，劝他绝对不要接待他们。”

前面说过，“营救”汪精卫的日本人分为两路，除了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乘船前往河内外，矢野征记先期飞到香港、然后再转往安南，为影佐打前站。

在香港，矢野征记会见了高宗武，并对高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怀疑。在事后给上级的报告中，他说：

“高几乎每日都执拗要求影佐及其他人不去河内，很难理解。看来他从未向汪充分传达日本方面意向，故不愿影佐一行与汪会见。后来高还曾向矢野明言，仍欲推戴蒋收拾时局。由此可见，他惟恐影佐的河内之行和对汪工作有所进展。”

矢野征记还说：“高与田尻、市田、矢野在某处会面时，田尻、市田一再怂恿其去河内，而他总是左右推辞，最后才好歹告知，将派周佛海和梅思平两人前往。高本系此项工作主要负责人，却不肯前往河内，奇怪至极。”

恰在此时（1939年4月5日），重庆《大公报》披露了汪集团与日方签订卖国协议的消息，令日方十分被动，因此矢野征记等人当面向高提出质询：

“会见时，市田对高谈及，重庆方面发表了揭露此项工作的声明。对此，高硬说是日本方面泄露了机密，并怀疑是上海特务机关所为；但是，当谈到上述4月5日报导中揭露的金钱授受一事，除市田与高外别人并不知晓时，对此极为奇怪问题，高却似乎无以为答。”

4月16日，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来到河内，矢野征记向他们谈到了高宗武的奇怪举动。对此，影佐说：“高宗武听说我最近去河内，便对我说：‘请你们千万别去。’我问他为何不能去，他说：‘从汪先生的做法看，还是以蒋先生为中心搞和平运动好。’”

在回忆中，犬养健也证实了高宗武劝阻他们去河内的这件事，并对高产生了怀疑，称“我本身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将来对待高宗武的态度”。

影佐还说：“不管怎样，泄露内部秘密这样实际的问题，必须再核查一下。

从此，日本人就不再信任高宗武了，很自然的，对他的所提出的“以蒋先生为中心搞和平运动”的建议，也不可能再考虑。

汪精卫，也同样没有听从高宗武的忠告。

在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的预先安排下，4月17日，影佐、矢野和犬养三人会见了汪精卫，为他们担任翻译的，是汪精卫身边的另一个日本通周隆庠。

按：周隆庠与高宗武、邵毓麟都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人称“九大三鹰”。回国以后，高宗武最早进入外交部，并很快被提拔为亚洲司司长。此后，邵毓麟、周隆庠先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其中周隆庠在高的手下任情报科科长；邵毓麟则任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另外，高宗武的手下，还有一位亲信，即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董道宁，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虽是高的下级，却比高大十来岁，高如有事或生病，即以董道宁代理司长职务。

当年，高宗武、邵毓麟、周隆庠和董道宁四人都是外交部中的青年才俊、也是新一代“日本通”。不同的是，邵毓麟是坚定的抗日派，高、董、周三人，却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和平运动”，其中走得最远的是周隆庠，抗战后期曾任汪伪政权的“外交部”次长，董道宁在帮着高宗武跑了几趟日本之后就此打住，高宗武则在一只脚已经落水的最后时刻悬崖勒马。

犬养回忆说：“三个人被热情地请到二楼一间屋子里。过了好长一会儿，门开了，一位身穿整洁的白色制服的人，在周隆庠陪同下走了进来。他就是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见过的汪精卫。汪精卫与我们这三位跨海而来的客人一一长时间地握手。握手时他凝视着对方，向客人表示礼仪。也许是身穿白色衣服的缘故，他的动作总显得有点女性的优雅，具有从前的革命家的风度。他说话时而夹杂广东腔，但听起来却像法语那样柔和而清晰。”

先开口的是汪精卫：“汪开口首先对远来之劳表示感谢，然后称，详细情况通过高宗武谅已了解，并称此地因有法国官宪保护虽属安全，但如与阁下等频繁会见恐将暴露，故今日请尽快进入正题为前提。

对此，犬养也回忆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如果会议时间一长，让重庆特工人员发觉了，恐怕会立即遭到再次袭击。因此，除了开始时的寒暄之外，都尽可能以影佐为代表，直截了当地进行会谈。”

汪精卫接着说：“如所知悉，本人通过高已向贵方提出三个方案，即：第一，如日本方面与蒋介石为对手收拾时局，本人则极力为之斡旋；第二、如使某一第三者收拾时局，在野的本人将大大努力于和平运动；第三、如希望由我收拾时局，则将竭尽全力而为之。本人今日仍准备按三方案中的任何一案，应日本方面的希望而行动。”

在矢野征记的“谈话记录”中，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地加了一个注解：“于是由犬养说明日本朝野对汪先生的共鸣情况，并流下眼泪。汪表示感激。背过脸试图擦泪。继而由影佐言及1月16日声明，声述此乃坚定之国策，且现任平沼总理就任时亦表示声明有效，以此进行鼓励。汪对此表示感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