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19)
京沪区做的第四件事，是继续追杀汪精卫。
汪精卫是1939年4月离开河内的，陪同他的，是不久前还将他“吊”在河内的日本人。
犬养健回忆说：“曾（指曾仲鸣）遭不幸的详细报告，二十二日到了东京，政府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命令影佐把汪精卫从河内救出，影佐推荐我与他同行。”
为确保万无一失，日方还特派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事务官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直接飞往河内，预作安排。
说到这里，觉得挺滑稽，汪精卫被中国人追杀，千方百计“营救”他的，居然是中国的交战国日本。
4月6日，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离开日本，租用了一艘山下轮船公司的货轮“北光丸”前往安南。
与此同时，日方“和平阵营”中的西义显来到上海，探寻“周佛海路线”。西义显说：“高宗武于1939年2月来到东京，其目的是为挽救‘高宗武路线’，请求日军发动牵制性作战，但其意见没有被采纳，因而大失所望，无计可施，只好于当月下旬回到香港。”
此时，日方已经断定：“对于‘高宗武路线’来说，虽然不是一筹莫展，但在当时，遭到日本统帅部的拒绝，这是高宗武没有预料到的。他更加灰心，深感前途无望，而且事实上，由于高宗武丧失了对和平工作的自信，‘高宗武路线’的流产，也等于汪兆铭和平工作的失败。”
西义显说：“由于‘高宗武路线’的失败，因此应该寻求取代他的新出路。”
日本人看中的“新出路”就是周佛海。西义显说：“周佛海与高宗武一样，都是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人。而且，周佛海事实上又是汪兆铭平运动的中心人物，在汪的内部，一向是联系同志的核心。”
因此，“周佛海在高宗武丧失自信回到香港之后，成为取代高宗武担任对日谈判的中国方面的代表。”
4月21日，即“河内刺汪案”发生的整整一个月之后，根据汪精卫的指令，周佛海、梅思平从香港来到上海，与西义显进行了会谈，地点依旧在“重光堂”。
在会谈中，周佛海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方面拒绝高宗武的提案，说明此方案已行不通。既然如此，我们虽然不按原来的方案办，但现在只好得到日军的谅解，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然后以政府的力量来开展和平运动。”
对此，西义显提醒说：“您想想，进入日军的占领区，在日军庇护下建立政府，这能获得民族主义的中国民众的赞同吗？”
西义显进一步说：“要是采用这种办法的话，恐怕就没必要请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汪先生出场了。完全可以让以前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来领导。”
西义显的话，应该说很有道理，一般人还真不好驳他。谁也想不到，周佛海的回答比他更绝“绝”：“既然已经请日军牵制作战，那么，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不是一样的事吗？”
西义显心想这能一样么，于是他说：“事物应有限制。高宗武所想的是在西南的日军未占领地区设置‘第三势力’的根据地，并为此目的而请求日军进行牵制作战。……虽然依靠日军牵制作战来保障中立地区的自主权。这起码要比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要容易保持自主权。这样做，最后的自由行动权也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西义显又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情况就不一样了。生杀予夺之权都在日军手上，说起来，竟成了日军的俘虏。你们何苦要主动当日军的俘虏呢？”
最后，西义显提醒周佛海：“如果你亲自主动当俘虏的话，有心的中国人是不会积极主动地赞助的。这样一来，甚至能否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也是成问题的。”
周福海听了，继续偷换概念：“您担心我们成为俘虏，但是做不做俘虏，这不是日本方面的问题吗？如果日本方面坚持把我们当成俘虏，那么，现在不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获得和平。”
西义显听了周的话，深感无可奈何，只好实话实说：“我们的同志正在努力使日本政府成为老兄所期待的那样的政府，但是，您要知道，实际情况很让人遗憾，日本政府距所期待的政府太远了。假如日本政府是那种卓越的政府的话，早就会有机会解决日华事变的，也不一定非得请汪先生出马，我相信和蒋介石政府间也早已有直接对话的机会了。”
周佛海听了，对他的提醒表示领情：“您的意思我很理解。感谢您的忠告，您的反对意见也值得重视。可是，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政府由于你们同志的努力，12月22日发表了近卫第三次声明。正因为这样，日本政府也认为，为卓有成效地实现该声明，同意我们建立政府。而我们一方也认为，日本政府如能忠实地实行近卫声明，是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的。”
周佛海这个话，也是实话实说：“已经混到这份儿上了，这个汉奸我们是当定了，谁劝也不行，你们支持不支持吧？”
最后，周佛海强调指出：“假如日军保证尊重我们的政治独立，我想向汪先生建议：坚决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推进和平工作。”
听到这里，西义显明白：“在推进汪兆铭和平工作中，实践‘周佛海路线’已是大势所趋了。”
至此，周佛海就成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日后的汪伪政权中，大家会看到，周佛海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基础，也是在此时开始奠定的。
与此同时，高宗武开始“淡出”“和平运动”的中心舞台，并逐步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离心离德，直至最终震惊世界的“出走”，实已肇因此时。
事实上，大家应该还记得，早在重光堂会谈的时候，高宗武已经表现出了某种消极情绪，连日本人都看出了蹊跷，但由于谈判“正使”梅思平的“锲而不舍”，没有影响会谈的最终效果。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秘书张令澳也是日本留学生，对高宗武等前辈学长非常了解，而且他在唐纵手下搞情报工作，知道很多情况，他后来说：
“在这次会谈中，高宗武实际上已退居次要地位，主要由梅思平代表汪精卫出面承袒一切。促使高退居的原因是当时他有很多考虑。首先是他原先主张，日本战是与蒋战，和亦非与蒋和不可，不然战事依然不可能停止，所以当时他仍希望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和淡。其次，他原来听信周佛海之言，渭一旦汪精卫出面号召和平，会有许多实力派人物参加进来，如何应钦、龙云、何健、陈济棠、张发奎、余汉谋等。到那吋，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将联合起来成立新政府，共同拥汪与日本和谈。而和谈一旦成功，从而恢复因民党的统治。”
张令澳分析说：“对于这一点，高宗武仍抱着幻想。认为既已上船，且看局势发展下去再说。”
到了1939年2月的日本，高宗武奉命去试探日本人的态度，此行令他受到绝大的刺激。高宗武回忆说：
“这些人（指日本政要）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画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
高宗武一针见血地说：“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高宗武的这句话，点破了日本人的企图，也是促成他从此离开汪集团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