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17)

令今天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是，为避免日寇的事后追查，会议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袁露必须在当晚与敌人同归于尽，一了百了。袁露回忆说：

“为了保证投毒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让我投毒后，也喝上毒酒，与日军、汉奸同归于尽。这样子日本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好像就到此结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传达了。

对于执行投毒任务，袁露没有二话，但他对詹长炳提出了两个问题，请他向上级转达：“一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赔进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务后，尽量安全撤离。我还年轻，我不是不愿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能去死，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个抗日力量嘛，还可以继续杀敌，继续为国家工作。”

袁露回忆说：“结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见又向上级反映，军统局后来认为还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须要做。’”

以下，均出自袁露的回忆：

“军统局为了使我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还做了这样的安排，就是在1939年6月10日这天早上，请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父母，在南京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由军统局把家人全部送过江，到八卦洲隐蔽起来。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潘崇声，姑父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usa三个字母。这个药是由军统局提供的。”

“我手上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足有半斤重，领事馆里大大小小的柜子都归我管，所有吃的喝的也由我来管。酒是有专门的人采购来的。这次宴会的酒是从南京中华路老万泉酒店买的，这是一个老字号的酒店，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名酒都有。日本人最爱喝中国黄酒，黄酒称为老酒。喝黄酒的时候要温热。黄酒越热越好，人喝了不会醉，喝了以后不上头。”

“我药拿到手以后，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就倒在一个温桶里，就是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晃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

“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宴会开始以后，我佯装肚子疼，正好碰上一个叫刘玉山的仆人，我说我肚子疼，看一下医生拿点药就回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从后门溜走了。”

此后，据领事馆中的其他人说，袁露离开十多分钟以后，就有人喊：“酒里有毒！”接着全场大乱。

李雨生说：“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级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本案及为卜玉琳同志全权擘画，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6月13日，《申报》以《竟日领馆员中毒毙命》为题进行了报道：“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欢宴日本外务次官清水之时，到‘维新政府’政要甚多，到会诸人，均因饮酒中毒，其中日本领事官员两人，中毒较深，已于昨日殒命。”

关于毒死的两个日本人，袁露说：“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官宫，是日本领事馆的会计，发钱的，这两个人吃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吃得少，没死掉。”

对此，袁露说：“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当时历史的情况。”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詹长麟说：“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袁露的逃亡过程。他回忆说：

“我哥哥一直在傅厚岗叫高原岭的巷子等我，我从后门遛出后，骑着自行车去和他会合。他还在傅厚岗买了两个枇杷。我们骑车穿过了玄武门，过城门时下车向日本兵鞠了个躬。江边有一只小船事先已经藏好等着我们。要上船时，我哥哥舍不得扔那两辆自行车，因为那两辆车非常好骑，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是日本货。燕子矶有个地方叫八斗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江面比较直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过江。当我正要上船的时候，日本前后两艘小火轮，架着枪，前后有一二百米吧，就开过来了，我和哥就把船划到江上的芦苇荡里。先避避风头，到了凌晨三四点才过了江，在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上了岸。”

袁露回忆说：“王高科一直在岸边等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说：‘这么晚才到，你们再不来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气，说：‘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气之下两个人吵了起来。”

王高科带着詹氏兄弟来到徐家洼的一个小茶馆。袁露说：“这是个秘密据点，主人叫毛蓝田。军统局是这样安排的。叫我们先潜伏下来，不要惊动，因为拖儿带女目标太大，一路上盘查也很多，半年以后再行动。”

三个人坐下来，“准备吃一点茶，好好休息一下”。袁露回忆说：

“正在这个时候，日军一卡车，汉奸带着，就搜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他们该怎么办。王高科说后面有个空房子，于是我们几个人都钻进去了。一看有一张床，我哥就说他想躺躺，他说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话，房门如果关着，人家会起疑，我就把门打开，演了一个空城计。我们站在门后面，门开着，床上是空的，日军以及汉奸就从房子的这个门边一个一个走过去，没进那个房子。我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他们要是进来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袁露是逃了，别人可倒了大霉，尤其是他的家人。袁露说：“得知领事馆的两个仆人不见后。日军开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据说是大小城门，外十三内十八，全部关掉了。结果他们都没搜着。他们抓了一千多中国人严刑拷打，还牵扯了我们很多亲戚。我有个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给日本鬼子打坏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给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口上烫。直到她去世，这个烫伤的伤口都没有愈合。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甚至连老万泉酒家的掌柜也遭遇了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