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16)

沪战之后，日军开始做进攻南京的准备，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提前撤回国内，令袁露兄弟二人看管房舍。袁露说：

“1937年12月13号南京沦陷后，我和我哥哥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不能离开南京，继续潜伏，了解搜集日军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尽管南京沦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日本领事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叫‘日本领事馆使用人’。我们带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骑着自行车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地转，甚至郊区也去看，他看了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哪里发生大屠杀，哪里在杀人，哪里在放火，他都知道。并把看到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汇报。”

袁露愤愤地说：“对日军的暴行，真是一个字：恨。真是恨！我们讲这是民族恨，国家恨，还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万兴，他有个儿子，就是在日本轰炸的时候，死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从1937年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里，轰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飞机每丢一粒丨炸丨弹下来，只要是落到居民区，总是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的景象。”

袁露说：“看到这些日军残忍的暴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1938年初，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复馆”，袁露说：“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听到这话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

袁露回忆说：“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我时刻记着自己的任务。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什么叫忍辱负重，这就是忍辱负重。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这个机会，在1939年6月，终于到来了。

袁露回忆说：“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三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要员。”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上海市大道政府”之后，在江南出现的第二个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即南京沦陷的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北平匆忙拼凑起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更像是华北方面军在与攻克南京的华中派遣军抢时间，等于是抢注了一个伪政府的“商标”，意思是北平这边已经有了新“政府”，你南京那边，就别再搞类似的活动了。

对此，华中派遣军当然不会买账，并称：“在华北匆忙确立中央政权基础，将给上海方面的政权问题带来坏影响。”

1938年1月，日本陆军省制定《华中新政权建立方案》，并拟定了南京伪政权的名称为“华中临时政府”，与此同时，近卫发表第一次《声明》，宣布今后“不承认国民政府”。

看到未来的“华中临时政府”有可能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成为近卫的“谈判对手”，华北方面军强烈抗议，称如果这样的话，就解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日本军方打消了成立“统一”的伪政权的打算，并将“华中临时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列，“铁路丨警丨察，各管一段”。

“维新政府”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以安福系余孽、著名诗人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还有个“外交部长”即前面说过的陈箓。

按理，“维新政府”应设在南京，问题是此时的南京几成废墟，所有像样点的房舍均已被日寇占领。无奈，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等在南京草草举行了“成立仪式”之后，又回到上海的新亚饭店，将“政府”所有的各部、会，均设在饭店里，每个单位几间房，大家遂称“维新政府”为“饭店政府”。

到1938年6、7月间，日寇腾出了一部分房子，“维新政府”才逐渐迁到南京，其中“行政院”就设在战前的国民政府。10月1日，沐猴而冠的梁鸿志来到南京，美滋滋地搬进了“子超楼”二层、国府主席林森原来的办公室。

袁露及时地把日寇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的情报向他当时的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袁说：

“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名单中，囊括了当时驻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政府的骨干分子，包括梁鸿志。军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反日寇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

策划这起行动的，就是卜玉琳。

李雨生介绍说：“卜同志，天津市人，毕业北洋大学，乃北洋纱厂之少东。抗战之前及参加本局特训班受训，卒业先分发汉口，旋又调至南京区任政治组组长，时年三十四岁。卜同志为人精明能干，沉默寡言，平时即对份内工作尽忠职守，且多有贡献。南京陷敌后，留京任助理书记，为尚副区长得力助手。民国二十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

李雨生的介绍，有些地方不太准确，卜玉琳是辽宁人，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后入南京中央军校政训班，毕业后被戴笠看中，选入东北训练班学习，因此，卜玉琳与张奉馨、倪中立等人是同班同学。

1933年1月，因华北形势吃紧，该班仅训练了一个多月即草草结束，全部23名学员派赴华北前线工作。

李雨生介绍说：“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密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二人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期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

按：李雨生回忆中说的“二十八年七月初”有误，实际上是1939年6月初；“张建华兄弟”显系詹氏兄弟另外的化名；“钱念慈”则有可能是京沪区埋伏在日本领事馆中的另一条线。

根据军统的指令，6月6日晚10时，钱新民在丹凤街二十二号潘崇声家召开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

袁露说：“我哥哥去参加了会，会上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负责筹划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与我们兄弟俩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我们全家的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我负责在酒席上投毒。”

按：袁露口中的“李再生”，应该就是李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