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13)
在袁露的情报工作中，最出色的，就要说是协助赵世瑞破获“藏本失踪案”了。
袁露回忆说：“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1934年的6月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
袁露说：“6月6号晚11时，我正好在馆内值班，副领事藏本从总领事办公室出来，找到我，对我说，他现在要出去有事，让我找司机小刘（名字记不清了）把小轿车开出来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领事馆大门口，并拉开轿车门，让藏本上了车。我看到车直往北极阁方向驶去。我赶紧把藏本的去向写在一张纸上，告诉了组织。”
如前所述，根据袁露的情报，经过一番周折，赵世瑞寻获了藏本，并最终获知了所谓“藏本失踪”的真相。袁露说：
“事后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杀，企图制造他被中国人暗杀的假象。但是这个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自己家乡，不想死。他在那儿饿了两三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紫金山山上一个洞里面钻出来，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换吃的，结果被当地人发现了。因为得到我的情报，首都丨警丨察厅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寻藏本，村民发现他后告诉了首都丨警丨察厅的丨警丨察，大批警员上山去搜捕，在一个山洞里把他找到了。”
袁露说：“首都丨警丨察厅就把藏本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领事馆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以后，跟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是这样解释的：‘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过了几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国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物，我帮他装箱的。我为搜索藏本提供了这么一点依据，否则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发生了。”
以上，就是袁露所讲的“藏本失踪案”。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述另外一个版本的“藏本失踪案”，讲这个故事的人，叫做徐志道。
——不错，就是在李宗仁代总统时代、曾经做过“保密局局长”的那个徐志道。不过，此时的徐志道，还不是戴笠的手下，而是一位宪兵。
徐志道，1902年生，江苏南通人，军校四期毕业。
徐志道从军校出来以后，一直做警卫工作，1932年1月，谷正伦建立宪兵司令部，徐志道任特务营长。
徐志道回忆说：“关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馆员（亦称书记）藏本（全名藏本英明）失踪事件，那是民国廿一年四月，国联调查团离京赴平之后发生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我奉命搜寻，经过了四日夜的奔波，终于在孝陵卫附近之紫霞洞左上方，距约一里左右的小庙中寻获。事隔四十几近五十年，仿佛犹在目前。”
注意，徐志道所说的藏本英明“失踪”事件，是在“民国廿一年四月”，即1932年4月，与我们历史书中通常记载的1934年6月，居然差了两年还多！
因此，许多年以后，徐志道特意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篇回忆录，其中强调说明：“年来我拜读了几位作家写的历史性小说与传记，都有藏本失踪事件的描述，而所记的藏本失踪日期，则均为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八日，详究内容，显皆牵强附会，以讹传讹，造成一般误传，缘是，引起了我查证的兴趣，重加记述，聊供史家参考。”
根据徐志道的说法，“藏本失踪”的大背景，是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他说：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制造中村失踪事件（即喧腾中外的‘九一八’事件），藉词采取军事行动，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我国向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提出控诉。国联组织调查团，推举英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率领团员四人（美、法、德、义各一人），秘书长哈斯（时任国联组长）与中日代表（中国代表为顾维钧博士）各一人，来华进行调查。于民国廿一年二月廿九日（在‘一二八’日本侵华沪战开始后）行抵日本，三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与日军将领接触，并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举行停战会议，直至廿七日始抵南京。”
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述时间点均正确无误，尤其1932年是闰年，2月多一天，足见徐志道在回忆的时候，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估计也查阅了相关资料，否则很难记述得那么准确。
当时负责国联“调查团”警卫工作的，就是徐志道，他回忆说：“其时我任宪兵司令部特务营长，先已奉命准备派遣宪兵仪队迎送，负责调查团安全，我分析日方必认为调查‘九一八’事件，对彼不利，日谍极可能勾结地方氓痞，伺机制造意外事故，为扰乱调查团之借口，故除命令第二连长周竞人编组仪队迎送外，复于各连中挑选干练宪兵，化装工、农、学生，分布于预定之调查与经过路线与驻息地点周围，严密戒备防范。”
徐志道说：“是日调查团在我政府所派人员陪同下，由下关车站乘车直驶黄埔路励志社驻宿，以外国使节礼仪接待，连日与政府有关部门首长酬应交换意见，并于廿九日晋见国府林主席，了解‘九一八’事件真相，旋复游览市郊名胜，迄四月四日，偕我政府官员往游武汉，七日转回南京，即搭乘我方预为准备之津浦铁路专车，前往北平，转赴东北进行调查。”
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国联“调查团”到达北平的时间，是1932年4月9日。根据徐的回忆，藏本的所谓“失踪”，就发生在次日。他说：
“不料日方在无隙对调查团采取于我不利行动之情况下，却处心积虑，于调查团离京后之第四日（推算为四月十日，亦即在‘一二八’沪战发生后，战事暂时停顿之际），仿效中村失踪模式，制造了藏本失踪事件（当时盛传，藏本失踪，是日总领事受了陆军大臣压力所造成）。”
此后的记载，《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就没有了，完全是徐志道的回忆。他说：
“我国外交部于四月十一日上午，按到日领馆通牒，大意谓其领事馆馆员藏本英明昨（即指十日）晚外出，迄未回馆，当已失踪，并强调被我地方不良帮派劫持，以失踪地点在我国之首都，要求我方负责交人，否则一切后果，概由我方承担，词意强硬，显示威胁。”
徐志道还分析说：“究其目的，不惟图在调查团尚未到达东北进行调查之前，制造掩饰侵华借口，且亦隐有藉词自沪进兵占据南京的阴谋。”
徐志道说：“外交部鉴于中村失踪事件之往事，认为事态严重，立即呈报行政院，另函首都丨警丨察厅（当时有无分函其他机关，未有所悉）妥为处理，警厅自必命令辖区丨警丨察，全力搜寻藏本下落，不在话下。”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起，就在1932年的三月间，形成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团体——力行社。
不错，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8日，地点就在南京的励志社总社。据力行社骨干干国勋回忆，头天，蒋介石还召集了预备会，对大家进行了“知难行易与力行哲学”的培训，并令大家回去分头撰写心得。
干国勋说：“（次日），即由蒋先生领导往礼堂当着总理遗像，连他在内手牵着手，他并说：‘这个组织就叫三民主义力行社。’这个名称，正是对症下药，适当极了。随即各人拿出预先准备好了誓词，肃立面向总理遗像举右手宣誓，誓词笔者虽然记忆不大清楚，似乎是：‘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制裁，谨誓。’”
此后，力行社下的各个“职能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到4月1日，力行社特务处成立，以戴笠为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