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12)

“金陵毒酒案”的关键人物，就是在“日人藏本失踪案”中提供了重要线索的袁露，到这时，他已经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潜伏了5年了。

袁露，本名詹长麟，出身于南京一个机工家庭。他自述说：“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机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按：所谓“机花子”，即机坊里做机工卖苦力的人。江南的丝绸制品是出名的，尤其是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为此，在前清，成立了专门的织造衙门，派出自己的亲信担任织造，在提供贡品的同时，还兼着密报民情、舆情的任务。如南京的江宁织造，从曹雪芹的爷爷曹玺那辈起，一家三代干了好几十年，一度富比王侯。

因此，南京有一大批人，是世代做机工的，詹长麟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穷苦家庭。

1934年，一个叫王明和的机工，向詹长麟的父亲詹士良提起：“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

按：王高科本人就是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仆人，从后面的事态发展来看，王极有可能早已经加入了“团体”，奉派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潜伏。

另外，詹长麟的姑父潘崇声，公开身份是南京首都丨警丨察厅特警课外事股股长，亦是特务处特工。

从这两点来看，詹长麟之进入领事馆，显然是当时的南京区长赵世瑞有意的“走闲棋、布冷子”。

詹长麟回忆说：“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做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

这一年，詹长麟21岁。他后来回忆说：“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

日本人满意在哪些地方呢，因为詹长麟符合他们挑选仆人的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

接着，宫下又带着詹长麟去见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请他面试，须磨看了以后，说：“呦西。”

詹长麟说：“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要说真是够辛苦的，简直拿人当畜生使唤，不过，“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这工资也确实不低。

据学者考证，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十元钱（1935年11月之前是银元，此后是法币）就能买一石大米，以当年人们的简单生活，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前提下，詹长麟这样一个没有学历，无任何专长的人，靠这样一份工作，足可以养活一个三口之家了。

我们再对比一下王蒲臣，1935年12月5日，王蒲臣加入特务处，月薪法币100元，那真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

詹长麟回忆说：“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

这时，赵世瑞出现了。

詹长麟说：“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按：黄永淮，国民革命军88师第262旅第524团中校团附，即谢晋元的前任。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黄永淮作战受伤，入医院治疗，由524团中校参谋主任谢晋元接替。此后不久，谢即率部入驻“四行仓库”，就此，“八百壮士”名扬四海。

黄永淮则于1944年5月在许昌的对日作战中牺牲。相比于谢晋元，知道黄永淮的人太少了。

詹长麟回忆说：“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丨警丨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詹长麟说：“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至此，袁露就成为特务处派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潜伏人员，而且，他确实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赵世瑞做了不少事。袁露回忆说：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