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09)

特检处的前身即邮检处，就是曾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和戴笠的特务处并列的那个“第三处”。抗战前的两任处长，先是老资格的陈焯，此后即丁默邨，邮检处的大权从此落入“cc系”。

抗战开始以后，邮检处改称特检处，划归军委会办公厅直属，处长换上了另一位“cc系”干将金斌，此后又由朱世明继任。

朱世明，1902年生，湖南湘乡人。

朱世明的经历，有点像孙立人，也是清华出来的（与吴文藻是同学），后赴美留学。回国以后在中央军校任教，后又派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从朱世明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点类似于军队中的“文职”（此后走的也是这条路），从没有直接带过兵。可想而知，把他放在特检处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特工色彩的位置上，是很不合适的。

到1940年，军统的刘璠取代了朱世明，特检处就此落入戴笠之手。1941年，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几个学员被闷死，戴笠大怒，当即撤掉了刘璠的职务，以李肖白代之。

李肖白，1905年生，湖南汨罗人，军校六期毕业。

李肖白与李崇诗、李人士并称为“湖南三李”，在特务处中资格很老，曾任考核股（主管人事工作）股长。军统局成立以后，李肖白任第五处、即人事处处长，1941年接任特检处处长。

李肖白是干人事出身的，“玩人”自然是一把好手，曾在他手下当科长的黄康永回忆说：

“李采用调换、顶替、代理等手段把中统的人员全部逼离开（也有用同化办法把他们吸收为军统人员的），特检处就此成了清一色军统直接掌握的公开机关。”

1944年，戴笠将航空检查业务并入该处，改称“邮航检查处”，李肖白仍为处长，自此。邮检、航空以及对对国府各军政机关的密监工作，均由李肖白负责，权倾一时。

这次，李肖白又要摆布马鸿逵了。

黎杰说：“同年冬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不等马鸿逵表态，即由特检处委派杨福全为宁夏邮电检查所上校所长，带领有专业技术的职业特务十多人来银川筹设。”

对此，马鸿逵当然很不高兴，杨到任后，曾两次求见马鸿逵，均被拒绝，后经多方疏通，马才勉强接见。当时马对杨：“宁夏的治安情况很好，不需你们设什么检查所，我主政宁夏，难道中央还不放心?你们要设，那就随便吧……。”

征得了马鸿逵的“同意”，杨福全在宁夏挂起了“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宁夏邮电检查所”的牌子，黎杰说：

“马鸿逵见此，一气之下，便命令军法处长程福刚也建立了一个宁夏邮电检查所，由军法处副处长李树栅任所长，抽调稽查四人为工作人员，地址在特检处检查所的对门福兴店内，与特检处唱对台戏。两个检查所，每天都到邮电局执行检查任务。后因迫于马鸿逵的权势，特检处只好先让宁夏方面检查，自己随后再检查。”

黎杰回忆说：“嗣后，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给马鸿逵来电说：邮电检查是一门技术工作，检查人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承担这一任务，要求宁夏派十人到重庆特种通信人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与杨福全带来宁夏的工作人员合并成立宁夏邮电检查所，所长由宁夏派人担任，经费由军委会特检处开支。马鸿逵见电后，认为对自己有利，便欣然接受了。”

事实上，重庆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把马鸿逵的人给拉过来，釜底抽薪。黎杰回忆说：“李到重庆后，很受特检处重视。处长李肖白几次个别邀见，李与特检处秘书周敦景也过从甚密。返回银川时，其他人均乘汽车，只有李树栅享受特检处赠送的飞机票，经西安回宁夏。离开重庆时，李肖白亲自到机场送行。”

黎杰说：“在重庆期间，特检处接待我们很热情，处长李肖白亲自主持宴会，为我们洗尘，安排我们在重庆邮电检查所居住。特检处派一姓王的教官每天给我们上课(未发课本、讲义，也不准记笔记)。学习内容是：邮电检查常识、邮电检查的重要性、世界邮电检查概况、邮电检查技术、剪拆邮件的方法及检查人员应遵守的纪律等，共讲了十多次。随后便让我们到东川邮电局和小龙坎邮电局参观实习，我们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便草草了事。当时出于好奇，我们要求参观特检处审查化验室，但被婉言谢绝了。我们在重庆学习、参观共十多天，就匆匆返回宁夏。”

经过训练，李肖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撤回杨福全，“中央”与宁夏的两个“邮电检查所”合并，由李树栅任所长。

事实上，马鸿逵也不傻，李树栅暗通“中央”的情况，他了如指掌。黎杰说：“李树栅回到银川后，与李肖白、周敦景经常书信来往，给这两个人邮赠宁夏特产二毛皮衣等。这些情况，都经我们向程福刚作了秘密报告。”

按：程福刚是宁夏军法处处长、李树栅的顶头上司，李树栅暗通“中央”，就是想挤垮程福刚。

经程福刚密告马鸿逵，李树栅被撤职查办，宁夏邮电检查所到底落在了马鸿逵的手里。

——话说，西北的这几匹“马”，都不是好相与的。

又扯远了，接着说南京。张毓中回忆说：

“知道了他们的作业流程以后，我每天比别人早到，等邮局把信件倒出来分发处理时，我马上从中拿出一批来，一一翻看寄信和收信人的姓名与地址，然后凭直觉，抽出其中的几封来检查，在邮局分信结束之前，我也全部抽查完毕，既不耽误他们的时间，也不妨碍他们的工作。至于快信、挂号信，不但有时间限制，又常常牵涉金钱，邮局非常重视，指指定有专人管理，如想检查，非常困难，稍有疏忽，还会惹祸上身，因此检查人员从来不查。我年轻胆大，一面处处配合邮局的工作流程，一面又和邮局上下相处融洽，他们就让我试着检查，想不到一举成功，我从快信、挂号信中得到了很多重要的资讯。

在新街口邮局工作了还不到一年，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张毓中、马壬和虞廷金三人，奉戴笠之命入闽，以“参谋本部军事杂志”记者身份从事情报工作。福建事变平息以后，张即被戴笠派到蒋介石的身边，从此告别特务处本部。

至于情报二组组长詹藜青，则早已于1934年夏派赴江西工作，组长一职由5人中仅存的徐远举继任。

其时，邮检系统仍被中统把持，徐远举等人实在被排挤得够呛，戴笠只好将他们撤回。后以南京大同通讯社为掩护，成立新闻组，在各报社刺探情况，以曾任《东南日报》社总经理的姜颖初为负责人。抗战爆发以后，大同通讯社迁往重庆，由军统局秘书刘启瑞负责“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