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补充几句。

关于三十年代之后的中日关系，中方的软弱是事实，但也是不得不如是的苦衷：

日本的扩张已是路人皆知，北方某大国一直希望中日之间干起来，这样日本即无暇他顾，自己的东方就安全了，可以腾出手来，全力经营自己的西边。

某大国的对外宗旨，一向是“宁教天下*****，不教*********”，跟曹操一样，很厉害的。

在中国，想法则正相反。因此要通过各种手段避免与日方的全面开战，因为打仗并非斗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弱国来讲，一旦战败，是要伤元气的。至于“胜利一定属于******”这样的话，当时的蒋，还真没有这个底气。

因此这篇讲话，只能是”有限度宣示决心”，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告诉日方，不要欺人太甚，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我并不怕你，到一定程度，我要玩命的。

蒋与汪的分野，即在此处：

蒋抱着到最后的时刻“玩命”的决心——“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汪则不同，汪认为——“拚全民族的生命”，不仅求不来“最后的胜利”，反而要将中国拼光，拼成焦土。因为他根本就不信中国能胜，所以他要站出来与日本谈和，哪怕一时挨骂，到后世，大家终能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日方的情况就更复杂了，在此不赘言，否则又要写一本书了，建议看看《华北治安战》。

总之，一定不要站在今天的历史维度上去看当年。

因为当年的许多情况，我们并不了解，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感知。

昨日军统(408)

京沪区与“金陵毒酒案”

说到“金陵毒酒案”，就不能不说钱新民。

钱新民是云南人，军校四期毕业，因此他是特务处另一位元老邱开基的老乡加学弟。加入特务处以后，钱新民一直在南京工作。

因特务处本部就在南京，因此特务处在南京的外勤单位不太起眼。其实，特务处很早就在南京设立了秘密机构，并逐渐发展为成建制的外勤组织。

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初，即在南京地区设立了通讯一组、通讯二组和新闻组三个独立的情报单位。

所谓通讯一组，前身是南京首都丨警丨察厅特务组，当时负责人是方超，手下有三四十人，多是军校从第三到第六期的毕业生，如钱新民，另外还有刚刚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八期李家杰这样的。通讯一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政治、社会和外事情报，也承担一些跟踪等行动工作。

1934年，特务组扩大为特警课，课长即赵世瑞，正是在此期间，赵破获了“日人藏本失踪案”，一时声名大噪。特务处南京区的成立，大体也在这个时候，区长由赵世瑞兼任。

1935年，赵世瑞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军校四期生汪德龙接替了他的南京区区长和特警课课长职务。

到1936年，南京首都丨警丨察厅特警课又扩大为特警室，以钱新民为主任。

通讯二组，实际负责南京地区的邮检工作，徐远举最初就是搞邮检的，他后来回忆说：“当时邮电检查所由宪兵司令部控制，系贺耀祖在南京任警备司令时设立，詹藜青为通讯二组组长。”

詹藜青的副手，就是张毓中。1933年2月底，经“洪公祠”短训结业，张毓中正式加入特务处，并被分配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工作。同去的，有他在杭训班的同学马壬和虞廷金，有军校三期的詹藜青，还有此时籍籍无名，日后却大名鼎鼎的军校七期徐远举。

张毓中回忆说：“是年二月底，洪公祠训练班结业后的一个月，我和詹藜青（军校三期、南训班）、徐远举（军校六期、南训班）、马壬、虞廷金（两人均为浙警正二期、杭训甲班），分发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担任邮件检查工作，由詹藜青任组长，我副之。”

按：张毓中所说的“南训班”即洪公祠特训班。另外，徐远举实为军校七期毕业。

张毓中说：“首先我们去晋见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承他告知邮电检查对国家人民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全世界各国都做邮电检查的原因。又承他训勉，做邮电检查人员，除保密之外。还要有良知和道德操守等等。随后他命参谋发给我们到差公文，从公文中，我才知道詹组长、徐远举分到竺桥邮局，马壬、虞廷金到三牌楼邮局，而我一个人则被派到新街口邮局。”

张毓中回忆说：“这是我跨出学校以来，第一次步入社会工作，又不知道什么是‘邮电检查’，心中免不了忐忑不安。”

其实，所谓“邮电检查”，说白了就是将别人的信件在邮寄的过程中拆开，看看里边都写些什么，并做相应的处理，属于情报工作的一个门类。

张毓中回忆说：“新街口邮局有平房三大进，是很有规模的一等邮局，员工二十多人，每天进进出出的信件和包裹数量相当庞大，因此邮局人员和邮差部很忙碌。我见了局长张承祖先生和有关人员后，就向一位顾组长报到。顾组长是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很和气，说一口江北话，很不好懂。据他说邮局员工对‘邮检’有厌恶排斥之心，而信件这么多，也不可能逐一检查，就是抽查，也查不出名堂，不过是查扣、汇交一些由香港和两广寄来的反动杂志与报刊而已。”

张毓中说：“我再环视邮检工作的地方，在邮局第三进左边角落，有背对背的书桌两张，桌上只有象牙签两片，每片象牙签约三寸长两三分宽，两头削成薄薄的半月形，这就是检查信件的全部工具了。至于邮务人员，我早就听说他们是凭本事考进来的，人人奉公守法，负责尽职。我到邮局后，和他们礼貌的周旋，轻松的谈笑，尽量消除他们对我的厌恶与排斥。”

“象牙签”即拆信的工具，那时候的浆糊和纸张比较差，都“毛毛叉叉”的，用象牙签把封口裁开，然后再粘上，一般人看不出来。

宁夏省军法处上尉督察黎杰曾被派充邮检员，他后来回忆说：

“检查人员，每人发一把约十五公分长的小角刀，一支一头圆、一头扁平的骨扦，作为开拆信封的工具。此外，每人还发给一枚金属小印章，上面有三位数号码，作为检查员的代号。谁拆检的信件，要选择不易发现的地方盖上自己的代号印章，以示负责。如果该检扣的信不拆、扣，或信内夹带的现金、物品被窃取，要根据印章追查责任。特别是挂号信件，手续更为严格。交挂号台的待检信件，由检查员根据邮电局的收发登记表册，清点签字，发还时，邮电局也要清点签字。被查扣的信件，也必须详细登记，谁查扣，由谁签字盖章。被拆查的信，要使收信人觉察不出来，所以如何开拆、信封，成了检查员的首要技术，必需细心谨慎。信的封口种类很多，浆糊封口的较容易拆，火漆、机扎、封条等封口的较难拆，得挖空心思，采用多种手段。经处理过的邮件，收件人一般很难发觉。”

说是这样说，事情都有例外，傅作义就曾经因此跟军统“翻车”。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3年，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发现他的私信曾被开拆，当即令人找到军统的邮检负责人，予以痛斥。

军统当然不吃这一套，于是，他们采取了“罢工”加“静坐”的方式，几个人跑到傅的公馆门前，躺在地下，不吃不喝，表示“抗议”。

傅作义大怒，当即向重庆发报，声称辞职。

“宜生兄”的面子，蒋介石是要给的，于是即令戴笠前去见傅作义，务必将屁股“擦干净”。

戴笠赶到绥远，当地负责人高荣带着一批高级干部早已恭候多时，戴一下车，二话不说，先叫过高荣，狠抽了两记耳光。随即备酒向傅作义道歉，其时戴笠已权势熏天，傅也不为己甚，转过面子，也就算了。

事后，戴笠将“肇事”七人全部调离绥远，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其实，傅作义所为，也是借题发挥，希望借机把戴笠的人挤出绥远，因为不论谁的辖区，只要有特务存在，都会有芒刺在背之感。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宁夏。

宁夏是马鸿逵的地盘，1943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告马鸿逵：“需在宁夏设立邮电检查所，宁夏方面应予协助支持。”

对此，黎杰说：“马鸿逵知道，遍布全国各地的邮电检查所和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站，均由特检处直接领导。特检处是军统的一个主要支系，处长李肖白是特务头子戴笠的骨干分子。如果同意特检处在宁夏成立邮电检查所，无异引狼入室，将不利于他在宁夏的统治，但慑于蒋介石的权力，又不好公开拒绝，于是便采取不答复、不表态的办法拖延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