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07)

在重庆，祝宗梁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当年的毛头小伙已长大成人，要考虑今后何去何从了。祝宗梁说：

“在这欢庆之后，跟着就有一片空虚、失落的感觉。因为全心全意的要抗日，日本投降了，要打倒的目标没有了。以后又干什么呢？抗团没有进一步的目标。抗团的任务没有了，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抗团向何处去？这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这期间，被派回天津重组抗团的张允孚还闹出了一段“故事”。据张杰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抗团总部派叶刚骞(叶明德)、陈云标来天津。叶即与王宗钤联系，商议如何恢复抗团。此时天津有一个自称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张允孚，以抗团天津站站长的名义出布告，要团员们到他那里登记。于是很多良莠不齐分子纷纷找他登记，甚至包括某些伪官吏，一时汽车、洋房都到他手中。此时远在界首的孙大成得悉张允孚情况后，立即通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将该处查抄，扣押了张允孚。”

张允孚这事后来闹大了，舒季衡说：“当日本投降次日，在日特怂恿下，（张允孚）又以‘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站长名义，并自称是戴笠的学生，公开出面活动。他在今柳州路潼关道转角处周家食堂原址设立站部，参加活动的有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蓝振德（台湾人）、日商大仓洋行华经理孙绍亭和南京江伪政府特工总部少将高显宗（台湾人）。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如上海话剧团当时在天津演剧的演员吕某和一些青年学生，还有胜利前夕由重庆派来的抗团分子，多达100余人。特别是蓝振德身着国民党少将制服，自称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印有名片。这些人乘天津混乱之际，掠夺日军财产、物资、汽车等。当津郊八路军武装部队进攻天津时，这些人又身佩抗团袖章，在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并贴出安民告示。这些突然出现的地下工作者的所作所为，使得一些市民莫名其妙。”

因舒季衡不认识张允孚，“乃将情况向军统局报告，建议饬张敛迹”。军统复电说“不知张允孚为何许人”，并令军统局驻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徐宗尧将张扣押。戴笠飞机失事后，张才被放出来。

此事一出，尽快结束抗团就显得更为重要，否则还不定会出什么其他问题。

1946年春，经祝宗梁请求军统同意，将孙若愚、杨国栋调来重庆，研究抗团去向问题。

祝宗梁说：“这时戴笠乘飞机出事了。这对解决抗团去向开放了一条大路。因为他对抗团自有他的目的。如果他在，这问题的解决很难预测。会议结果，最终决定抗团解散。解散的条件是：（1）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从事活动。（2）为了解决一些人暂时找不到公职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暂发十八人的工资，在上海六个。”

抗团的“五虎将”中，李如鹏、袁汉俊先后牺牲；孙若愚加入了军统组织。

沈栋，转到重庆之后，先是入成都金陵大学读书，1942年“暑期训练班”之后，奉派主持抗团设在安徽界首的联络站。祝宗梁回忆说：

“沈栋在界首初建时，先租了一处房子。别人问他什么单位，他不能说是抗团用的，因抗团是不公开的。他就随意讲是税务局。”

祝宗梁说：“沈知道说抗团不行，因这是秘密单位。等后来去领取房子时，商人们已经把房子刷新过，办公桌椅都齐全买好。沈栋给他们钱，他们不要。后来他们发现这里不是税务局。这个误会到了1944年，商人告了，说沈栋在界首招摇撞骗。军统在界首单位把这事转到重庆。军统就要把沈栋‘调回议处’。后来把情况说清，事情就算了。”

1944年，孙若愚接替了沈栋，沈回成都继续读书。祝宗梁后来回忆说：

“沈栋在成都认识了一个女孩信天主教，于是沈栋也信了天主教。日降后，沈栋转到四川大学，并从事传教工作。解放后，沈栋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刑满后又因继续传教，被送到修建康藏公路。得了肺病，死在工地。”

最后说说祝宗梁。

抗战胜利以后，祝曾被军统派到美国学习。他说：“抗团的解散会议还没结束时，叫我到美国去，于是剩下的任务由孙若愚和杨国栋完成。军统与美国初定协约时，规定将来任务完成后，由美国出钱送四十个有功人员去美国深造。这第一批20人就有我的名字。我不是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就假造一个报表，要我照抄。我就跟着去了。这二十人到了美国，有的去受训，有的什么也没做。我选的是读书，学校是堪萨斯城大学（kansascityuniversity）。”

“只读了一年就通知我回国。1947年夏我回到上海。那时陈泽永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教书，地点在上海复兴中路1195号。由于他的介绍，学校也同意我去任职。随后我去南京见到毛人凤。当面向他请求，我去教书。他同意了我。出来后又遇到潘其武，他要我去丨警丨察总署工作。我拒绝了他。我说我决定去教书。”

祝宗梁说：“回上海后，军统（这时已改名为保密局）来信要给我诠叙中校的军衔。还寄来一张假造的填表的内容叫我照抄。我未填表，也未寄回。以后又寄来一个通知，叫我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室报到。我也没去。最后寄来一枚抗战记念章和一枚六级（或七级）云麾勋章。这件东西我收到了。从此以后，我与军统没有任何来往，更也从未接受过一分钱。”

此后，祝宗梁一直在上海任教，直至退休。

在回忆录的最后，祝宗梁特别对抗团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辨正”，他说：

“抗团与军统最大的区别是：抗团唯一目的就是抗日。而军统除此外还是内战的工具。”

“在抗战期间，抗团从未参与军统指派调查学生的各种党派活动。而且是自觉的抵制这种工作。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目的。日本投降后，抗团就解散了。只有几个仍与军统有关系，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与抗团无关。可以说抗团与军统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组织。”

“军统把抗团做过的一些成绩，都记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对抗团的态度，可能是从抗团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来考虑，但也未能如愿以偿。而抗团对军统却不同。先是军统的声誉狼藉，老百姓听到‘特务’就反感，都敬而远之。抗团不愿招惹这种影响。更主要的是抗团不愿卷入国内的党派斗争。抗团与军统只是在抗战时期在抗日方面的合作者。抗团虽曾沾有污泥而未被染，洁身自好，问心无愧。何况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未去内地的抗团人员，连抗团与军统的这层关系都不知道。所以把抗团说成是军统的外围组织是不正确的，有必要更正。否则那些为抗日而牺牲的同志，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对活着的也一样。”

最后，祝宗梁说：“抗团在卫国战争中，所做的一点贡献，实只沧海之一粟。同时在表现上仍显得很幼稚，缺乏有力的指导。他们在敌人侵略面前，不甘受辱，敢于斗争。他们无所企求，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威武不屈的精神，应予肯定。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我国过去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岁月，将来也未必平静。愿为捍卫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国人共勉。”

谨以此向祝宗梁先生、张同珍女士，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所有抗团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本章节的写作中，得到了来自“关爱抗战老兵网”的杨琦女士和他们的志愿者团队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