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05)
再说袁汉俊，到上海之后不久，就又回到天津，力图恢复天津抗团。祝宗梁说：
“陈肇基在1942年从北平的敌人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天津又准备把从前的抗团恢复。他做了些联系工作，但感到没有力量的支援，无法坚持很久。于是他去到界首，和抗团在界首的联络站的沈栋取得联系。沈栋当然热情支持，同时还说袁汉俊在上海，并将联络地址都交给了陈肇基。过去陈肇基就与袁汉俊相识，现在又是旧友重逢，他当然很高兴。他没回天津就去上海找到袁汉俊。经过他一说，袁汉俊就同陈肇基去了天津。”
袁回到天津才几个月，即于1943年1月被捕，出卖他的是齐文宏和郑有溥，据祝宗梁回忆：“这两个叛徒，齐文宏是主谋，但他与抗团关系不深。郑有溥是他妹夫，曾在组织里担任一部分的责任。这次天津抗团大约有二十多人被捕。”
祝宗梁说：“袁汉俊是在过去有案的。现在被捕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虽无法了解他在狱中情况，可以想象敌人对他用刑一定很残酷。他知道抗团全部情况，如果屈服招供，上海一定有几十人被捕。但上海没发生任何情况，就说明他宁死不屈。最后只听说他在临行前，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给了狱友，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他是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为人忠诚，工作稳健。为抗团贡献很大。他牺牲时年仅25岁。”
1943年，袁汉俊就义。
破坏了天津抗团，郑有溥又来破坏上海抗团，可巧，祝宗梁恰在此时来到上海。
1942年底，脱险的孙若愚从上海回到重庆，并接任抗团总部书记，祝宗梁则去了上海。他后来回忆说：
“我去上海原来不是为抗团的工作。军统为了拨一笔款子到上海，就要我去取出这笔钱，然后分别用不同的姓名存在不同的银行里。办完以后将图章带回重庆。取钱的根据只凭陆京士亲笔写的一封家常信。取钱的地址和数目等以后用电报通知我。当我离开界首进入沦陷区后。军统又打电报到界首说，上海电台出事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在进入上海之前，祝宗梁设法买了一张“良民证”，并化名为张志宏，于1943年1月8日到达上海，并与住在襄阳南路的申质文和向传纬取得了联系。此时，祝宗梁才知道，袁汉俊到天津去了，于是，他用早已同袁约好的“蔡世光”的名字，给袁汉俊写了一封信，叫他回上海来。
没想到，袁汉俊没来，却等来了叛徒郑有溥。祝宗梁说：“过了几天郑有溥从天津来，他先找到罗长光，还说有要事找我面谈。我从前听说过这人，但从未见过他。我知道他母亲是俄国人，父亲中国人。他曾在天津工商中学读书。华道本离开天津时，曾把工作移交给齐文宏和郑有溥。”
1月28日中午，祝等约郑有溥在国泰电影院见面，然后到附近的远东餐馆午餐。祝宗梁说：“在坐的还有申质文和向传纬，因为只有向传纬认识他。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有六、七个着便装的日本人将我们围住，并拿出手铐将我们两两拷在一起。我们被推进汽车，驶往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
祝宗梁回忆说：“我们被分别审讯。我只承认在路上遇到他们，因为大家熟识，就坐在一起。他们的事一概不知。宪兵已搜查过所有的东西，身份证等都被拿走。但他还问我姓什么。我坚持说是姓张。不说，就打。剥光衣服打。用竹条抽。还用木棍向身上乱戳。一边打还一边问，我姓什么。是不是姓祝。我咬定姓张。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他们累了，我更是疲惫不堪。竹条打在身上，只是皮肉之苦。但木棍戳到肚子上，真像五脏六腑都在翻动。然后送进监狱。大家都睡在地板上，每人两条毯子，比布厚些。大家都这样。这天正好下了大雪。”
在审讯中，为避免暴露住处而牵连更多的人，祝宗梁、申质文坚决不肯透露“襄阳南路”的住址。祝宗梁说：
“我有位在中学要好的同学，叫臧建申。他住在上海圣母院路。在这前两天，我去看过他，但他到乡下去了。他的姨母接待了我。我在被审讯时，问起住址，当然不能暴露襄阳南路这地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就说了这位同学的家。就在这第一天晚上，我又被叫出去核对住址。同学的姨母看见我被打成这样子，真吓坏了。后又听我说就是住在这里。于是她也就应声说是住这里。我的难关过了，但给她带来极大的麻烦。以后敌人派了两个人住在她家。吃喝都得她来应付。有客人来，只准进不准出。差不多一个多月，这两个特务才回去。申质文也是胡说的，对不上号。回到宪兵队又是一顿毒刑。”
在审讯中，祝宗梁意外地发现了敌人的“底牌”，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吃了一碗米汤，一小撮盐。米汤里的米粒是屈指可数。午后又被提审。我仍是老话。敌宪兵拿了一张笔录给我看，说别人都招供了。笔录虽是日文，但上有中国字。我的名字祝宗梁三个字，是谐音，音同字不同。还有另一个名字是蔡世光。这名字是我和袁汉俊特约定的。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因此，我断定郑有溥叛变，将天津、上海两处都出卖了。因为我们通信地址是郑有溥转的。郑有溥从前不认识我，知道不多，所以把我的名字写错了。
祝宗梁知道了日寇的底细，加之这次来指认的叛徒郑有溥又不认识自己，这下就好办了，于是，祝采取了一种“打死我也不说”的办法——抵死不承认真实姓名，一口咬定自己叫“张志宏”，看你怎么办！
祝宗梁的这一招，固然使日寇无计可施，却让自己吃了大苦头，所有的刑具，几乎被祝尝遍了滋味。他后来回忆说：
“在审问中，我仍是不承认。于是又用刑。先灌凉水。把我的衣服剥光，仰躺在长桌上，四肢捆在桌腿，头部落在桌外面。用布头弄湿塞满了嘴。用橡皮管把自来水对着鼻孔冲。我知道，鼻子不能吸气。若吸了，水就到肺里去。不死也够受的。我用舌头把嘴里的布用力顶，使它漏出一点空隙。用这点缝喘气。实在受不住了，就招招手。敌人以为我要招认了，就停下来。再问我时，我还是老话。敌人又换了个刑法，用火烧。把我腿架起来，把卷起来的报纸点燃，烧两条腿。在这次审讯中，一边烧一边问：程锡庚是怎样杀的话。我当然还是不说。只讲：你们抓错了。我姓张。你们说的事我都不知道。等等。审讯时，一个是日本宪兵，一个高丽棒子。说实在的，那个高丽人下手比日本人还狠。我的两条腿后面大面积烧伤。这日本宪兵拿打人的竹条，捅破我受伤的皮肤，然后把一瓶碘酒都倒了下去。虽然又痛一下，但就这样，我的腿没有腐烂。可是申质文的腿，后来都腐烂发出臭味了，才给他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