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04)

祝宗梁回忆说：“方警华住在蒲柏路一个亭子间里。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工作据点。10月15日孙若愚，钱致伦，叶以昌和方警华聚在一起商讨丨炸丨弹的制造问题。他们为四位同志牺牲感到痛心。孙若愚无意拿起一块丨炸丨药，它像肥皂一样大小，这就是雄黄和氯酸钾的混合物，而且还被煤油浸泡过但已经干硬了的一块丨炸丨药。他无意间用手里的铅笔一敲。丨炸丨药猛然一声巨响，满屋烟雾。方警华在门口，看情况不对转身逃走。孙若愚左臂被炸断，右手也有伤，浑身血迹。钱致伦两眼被炸伤。叶以昌腿部也有伤。不久外面警笛齐鸣。租界巡捕迅速赶来。孙若愚躲到楼梯底下的小屋里，但终被发现。三人都被送到广慈医院的监狱病房。”

祝宗梁说：“三人在医院里知道以后将被移交日本宪兵队。在病房里就统一了交代口径。一个多月后三人伤势渐愈，终于被转移到四川北路虹口日本宪兵队本部。”

陈恭澍说：“迨至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日军进占法租界，孙、钱、叶三同志同时由医院被解到虹口日本宪兵队本部，幸而没有认出他们是干什么的。”

祝宗梁说：“他们逃不掉严刑拷打。都咬定经过商量的口供，没多说一句话。敌人只相信他们的刑法，不会去调查研究。认为那鞭抽，灌凉水，火烧，水淹……等刑法就没人不敢不讲真话。一个冰冷的冬天，孙若愚被放到水池里浸泡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再用绑在他身上的绳子拉上来。还有一次用假枪毙的办法来威胁他。最终也无口供。只得用他们的交代定案。”

孙若愚被捕，非同小可，祝宗梁回忆说：“袁汉俊知道这事后，就通知我到重庆去商量如何处理。我去后，我们决定一起去上海。沈栋在成都又介绍申质文、向传纬二人和我们同去上海工作。这时还有方佩萱、石月珍二人是从上海来的，她们也要求一起回上海。”

按：方佩萱即方坼的姐姐，原燕京大学学生，后被校方寻故开除。

1941年11月底，祝宗梁等人来到香港，准备乘船转往上海，因等候船期耽搁了几天，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沦陷。上海肯定是去不成了，祝宗梁等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内地。祝回忆说：

“1942年2月初，我们六人再加上在香港遇到的抗团同志，有吕乃灏、孙克敏、宋显德和宋的亲戚宋允泰，共计十人。走了八天到了惠州。”

按原定计划，袁汉俊、祝宗梁、申质文和向传纬等4人继续赶往上海，当他们走到浙江金华的时候，居然意外地遇到了与孙若愚一同被捕的钱致伦，原来孙等3人已经脱险了。祝宗梁说：“在金华遇到从上海来的钱致伦。他和孙若愚被法工部局逮捕后，又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在敌人残酷的刑讯下，吃了不少苦。因为没有口供，被营救出狱。”

在回忆录中，陈恭澍曾提及营救孙若愚等人的“陆干娘”，他说：“他们虽然尝尽了百般折磨，总算留下了一条性命。如果要问他们是怎样才从地狱里回到人间的，那又是一篇极为曲折的传奇故事了。说来太长，用一句话交代吧，他们是被我们上海区于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在爱多亚路光华戏院对面，制裁过伤而未死的那位陆××之夫人，大家称为‘陆干娘’的花钱把他们‘运动’出来的。她为什么？这又叫我如何回答才合适呢？”

按：笔者遍查陈恭澍的“英雄无名”，并未发现“制裁过伤而未死的那位陆××”的相关记载，可能因某种原因不方便写。

祝宗梁则说：“有位吃斋念佛的陆老太太，她对孙若愚印象很好，自愿拿出私房钱二百两黄金为他活动。终于1942年3月被释放。陆老太太亲自到监狱把他们领了出来，先到城隍庙让他们叩头感谢菩萨保佑。”

告别钱致伦，祝宗梁等继续赶往上海，走到江山的时候，得到军统方面的通知，让祝回重庆去参加抗团的“暑期训练班”，于是袁汉俊、申质文和向传纬继续前往上海，祝宗梁和钱致伦则去暑训班。

据祝宗梁回忆：“因为在沦陷区抗团屡遭破坏，在内地的抗团人员就想大家聚会一次商量对策。我们设想举办一个夏令营。这事由杨国栋与军统商量，结果就成了这暑期训练班了。地点在贵州息烽，并按照军统训练班的方式举行。我去上海半路折回到了息烽。有人不愿参加这次活动，以为这就是要参加军统。我们说这只是借地举办，抗团与军统性质不同。在抗日这方面是一致的，但其他方面并不一样。田鹏仍不能认同，他就没来，我们也理解。”

该期训练班共有26名学员，除祝宗梁外，还包括：沈栋、杨国栋、沈元寿、张允孚、张仁恩、雷邦玺、冯健美（女）、方甫、董言清、庄灜、石月珍（女）、俞勤康、喻娴才（女）、夏逸农、陈云标、左豹章、叶纲骞、黎大展、郭卜屿、王德馨、沈安俊、韦国涛、孙思龙、卢旭（女）和钱致伦。

抗团暑期训练班的主任由军统息训班副主任徐亮兼任。据祝宗梁回忆，主要课程有三民主义、情报学、行动学等等，都由军统派教官执教。

在训期间，抗团成立了新的领导组织，由沈栋、杨国栋、沈元寿和祝宗梁组成。在此期间，他们还搞了一份“抗团规划”，据祝宗梁回忆，包括如下内容：

“成立抗团总部，地点在重庆。由我负责。成立一个联络站，地点在安徽界首。由沈栋负责。董言清协助。任务是联络敌后组织。派张允孚、叶纲骞、陈云标、孙思龙、韦国涛去天津工作。由张允孚负责。派杨国栋、夏逸农去北平工作，由杨国栋负责。派左豹章去东北长春工作。试探在那里发展抗团。在内地建立三个联络区。昆明联络区由沈元寿负责。成都联络区由俞勤康负责。重庆联络区由总部兼。各联络区只是保持抗团成员联系，不发展组织，也没有工作任务。抗团工作任务只在敌后的沦陷区。”

祝宗梁说：“这份抗团规划在暑训班结束后带到重庆交给军统，并得到军统毛人凤的批准。就是他在后面加了一条，就是：昆明、成都联络区与当地军统组织取得联系。在重庆赣江街82号万寿宫内拨出一间屋子做为抗团总部的工作地点。”

沈醉在回忆中说：“它（指抗团）当时的办公地点是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室楼下，有六七个人专门在那里办公。戴笠对该团很重视，经常找祝宗梁当面指示工作和了解情况。一九四二年秋天，我随戴笠去成都，祝宗梁也随同前往。戴笠曾抽出很多的时间，每天晚上要祝去约集在成都的抗团学生，分批接见，了解各学校情况，还和他们一道吃晚饭、跳舞。”

“暑期训练班”的体制后来固定下来，成为军统做学生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沈醉说：“军统对学校方面的工作，除抗团这个组织以外，还直接派许多特务到各个大专学校中去。我记得有特务派人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戏剧专门学校（先在江津，后迁北碚）、音乐专门学校、会计专门学校等，还有许多已记不清楚。每年暑假期间，戴笠把这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一个暑期训练班来训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