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03)
祝宗梁回忆说：“1940年春，孙若愚到了重庆，在这里与沈栋、袁汉俊、祝宗梁相聚。他叙述了天津抗团遭受破坏的经过。大家为此无比惋惜。考虑到抗战仍在继续，任务仍未完成，还有很多同志被关在敌人的监狱里。被杀害的同志死不瞑目。最后决定在上海开辟新战场。”
从此，上海就成为抗团新的根据地。派去上海的，是继沈栋、李如鹏之后，抗团的又一位中坚人物——孙若愚。
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化名孙大成，据舒季衡说，孙是天津永安饭店的“少东”。
孙若愚到上海的时候，陈恭澍已经接任上海区区长，他回忆说：“且说自曾澈同志等失事被捕后，抗团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那位主持行动工作的孙大成同志，幸而脱险后，又来到了北平。他是掩护在一所学校里，仍在寻找路线，准备完成未竟之功──进行制裁华北第一号经济汉奸汪时璟。没有多久，不意又被便衣日本宪兵追踪而至，眼看实在无法呆下去了，这才辗转到了秦皇岛。在这里多承抗团某一同志家属之助，冒着风险替他开了一张开滦煤矿的职员证明，搭乘一艘运煤船先到上海，然后再取道浙赣湘黔去了重庆。这是二十九年三、四月间的事。此刻我虽在上海，可是我们并没有联络。
按：据祝宗梁说，帮助孙逃到重庆的，就是抗团成员魏文昭、魏文彦姐妹，她们父亲在开滦矿务局工作。
陈恭澍说：“孙大成在重庆见到过戴先生，慰勉有加外，戴先生仍希望他能够再回到天津继续领导抗团的工作。孙欣然接受，不过，有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可以保证一定能突破天津的封锁线，安全的进入市区。后来，戴先生几经考虑，再征求大成的意见，愿不愿意到上海去？”
祝宗梁回忆说：“孙若愚在七月份到了上海，与从平津转学来的抗团人员又建立了联系。首先筹集资金在派克路租了一个铺面，开设了一家水电行。一来可为自己掩护身份，同时也可在这里制造武器。在这里工作的有向传纬、水宗骥等同志。”
陈恭澍说：“孙大成同志于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杀奸团。抗团并不是上海区属下的工作单位，它仍然保持着青年爱国团体的独特风格。可是上海并非抗团发源之地，当然不如在天津那么兜得转，所以有许多地方它也需要上海区的辅导。”
“辅导”这个词，陈恭澍用得极为精准，也就是说，军统之于抗团，既非“指挥”、亦不是“运用”，陈说：
“孙大成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曾见过一面，对于交通联络等事项，都作了约定，其后，就交由助理书记刘原深兄直接负责联络与指导。关于上海区所给与的支持，只有每月法币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无要求。而此一数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维持到三十年十月止，迄未增加。”
陈恭澍说：“嗣后，抗团同志即陆续抵达上海，和孙大成同住一处者，有钱致伦、叶以昌、刘世华等三人。其它如何敏信、阚津婉等诸同志则分散多处，与孙大成均保持单线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每当发生意外事故时，除了失事那个小单位外，都不会有更多的牵连。这也是上海抗团吸收了天津经验而育成的一大特点。”
同时，抗团也在上海发展了一些成员，祝宗梁说：“何勉志（女）是上海抗团吕绍华小组的成员。她们几个人都是在校读书的女中学生。一天她突然来向孙若愚要手枪。她说大汉奸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现在就在她家里。这机会难得，马上就可去杀他。她还说陈逆是她父亲的朋友。孙若愚感到突然。毫无准备，既便成功她必定牺牲，她家也要受到连累。没把握的事还是不做。由此可见，当时青年对汉奸是多么愤恨。再说孙若愚当时手边没有手枪，弄手枪并不容易，等弄来机会也就没有了。”
之所以孙若愚“弄手枪并不容易”，是因为他曾与陈恭澍约定，抗团不搞暗杀行动。陈回忆说：“上海区本身的行动单位很多，我们协调的结果，决定抗团不做行动工作，而专注于宣传、破坏与扰乱。所以抗团在上海，始终没有配备武器。至于他们所需要的爆破器材，初时由上海区的技术室供应，后来则自制自用。这又是他们的另一特点。”
搞爆破，是抗团的拿手好戏，孙若愚开办的那个“复盛水电行”，就是自制丨炸丨弹的工厂。就在孙到达上海的当年，1940年的圣诞夜，他就策划了一起爆炸案。祝宗梁回忆说：
“上海的租界是个孤岛乐园。全国战火迷漫，百姓身陷水火，可是这里却歌舞升平。那些发国难财的富商，以及盘剥老百姓的一些上层人物，聚在一起仍在寻欢作乐。上海抗团想教训这些不知亡国恨的人们。就在这年圣诞夜，在六个舞厅里放置了丨炸丨弹。据孙惠书回忆说：她是和宋显勇一组，原来分配在南京路上的丽都舞厅，因出发太早，那里还没什么人，就自动改变到租界以外的百乐门舞厅。她们把定时丨炸丨弹放在一个日本人的沙发下面然后离去。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孙若愚、叶纲骞、陈泽永、吕乃纲、王安邦、向传纬、水宗骥、叶以昌等人。那天晚上都发生了爆炸。丨炸丨弹都不大，目的是警告不是杀人。另外还印发了抗日传单。这事震惊了上海。也造成好几家舞厅以后停业了一些日子。”
对于孙等的做法，陈恭澍并不认可，他说：“据传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却是始料所未及的。事后检讨下来，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除精神可嘉外，并不值得鼓励，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特定的目标。”
果不其然，下一次爆炸，孙若愚就冲着“特定的目标”——日本人去了。陈恭澍说：“三十年四月十六日，上海抗团同志罗长光、刘世华、黄克忠等三人，在几度观察之后，发现位于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的两家电影院，出出入入的全部是日本人，其中且有身着制服的日本军人，于是引起动机，经过一番策划，准备炸它个落花流水。不晓得他们是那里弄来的服装与道具，假扮成运送瓶装饮料的工人模样，乘机混入这两家电影院，将两枚定时爆破装置分别放在黑暗的墙脚底下，就安全撤退回来了。时辰一到，两家戏院同声作响，这件事总算做得干净俐落。”
这起爆炸案，就是日本人口中的“东和剧场惨案”。陈恭澍说：“原来这两家戏院一名‘东光’、一名‘融和’，故并称为‘东和’。据日方透露，该一事件共有二十三人伤亡，全部都是日本人，其中有几名是日本宪兵。是否另有高级日本军官在内，则不得而知。”
此后，上海抗团还策划了一些行动。陈恭澍说：“三十年六月二日及七月二十六日，抗团同志前后两次、在法租界马斯南路破坏日方经营的‘合同百货公司’，为该公司造成相当的损害，而且第二次要比第一次来得更猛烈。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不太庄重的话，他们干这一类的事，好象跟玩耍一样就做完了。”
另外，1941年8月1日，抗团还破坏了汪伪的“提灯游行庆祝大会”。祝宗梁回忆说：“汪精卫这傀儡政权竟得到德意两国的承认。敌伪为了庆祝此事，决定在八月一日在兆丰公园举行庆祝大会，还在南京、上海、杭州三地举行提灯游行的庆祝活动。上海抗团决定破坏这个丑剧。”
在这次行动当中，抗团成员李鑫、张仲华、黄昆均牺牲。据祝宗梁回忆：“当天大美晚报头版头条刊登详细经过。标题是《城鼠社狐，提灯游行，丨炸丨弹爆发，狼突豕窜，我爱国志士与弹共存亡，腹破肠流犹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41年10月，上海抗团再一次遭遇重大打击，孙若愚在研制丨炸丨弹中发生意外，并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