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02)

可想而知，“九二八大逮捕”很快波及了几乎毫无掩蔽的抗团。

杀戮悄然逼近——

最先被捕的是李如鹏。祝宗梁说：“1939年秋，天津发大水。大水退后军统的裴吉珊和张维忠叛变投敌。军统在华北地区百余人全部被捕。曾澈也被捕。裴吉珊又来破坏抗团。因他认识李如鹏。过去裴吉珊曾被李如鹏请来讲解装卸手枪的方法。一天裴带了日本宪兵来到诚士里的李如鹏家，一进门先见到华道本、刘永康、陈肇基、张树林四人，于是就把他们两两铐在一起。然后上楼搜查。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还有他的姐姐李荪云就被抓了起来。这时楼下四人乘没人监视而逃跑。后遇好人帮助砸开手铐，才幸免于难。”

按：祝宗梁所说的“裴吉珊”，即传说中的“裴级三”。

抗团成员张杰回忆当天的情形说：“当日宪警上楼搜查时，具有爱国心的伪警给予方便让四个人逃跑了。刘、华两人跑到诚士里后的益世里一家住户内，他俩砸碎手铐，并请住户大娘将住在益世里对过的张杰找来，让她迅速通知所有团员立即转移。”

祝宗梁说：“敌人从抗团只抓到李如鹏一个人。一点文件也没找到。在先抓到四人还被跑掉了。敌人再没进一步的线索，一定很着急。为了追查抗团情况，敌人只能从李如鹏的口中获得。后来听说：李如鹏就是不开口。沉默对抗，宁死不屈。肯定敌人对李如鹏用刑一定很残酷。这种情况真不敢想像。”

张杰说：“李如鹏和他妻子及姐姐被捕后，没有立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先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待办理引渡手续。英租界女丨警丨察头目范懿贞同情抗团，暗中给予帮助，她的两个外甥女潘文荣姐妹也是女丨警丨察，在那种紧张气氛中，也加入了抗团。因此不久李如鹏的妻子和姐姐都被释放了。英租界丨警丨察吴岳也参加了抗团，对抗团被捕人员给予了很多帮助。”

据李如鹏的妻子童瑛从监狱得来的消息，“李如鹏和吴纪元、丁毓臣在1940年被敌人在海光寺宪兵队后院的刑场被敌人用刺刀戳死。”

李被捕时，童瑛已怀有身孕。据童瑛说：“当她和李如鹏一起被押送宪兵队的途中，李就向她做了交代：‘你要坚强活下去。好好保护孩子并培养他成人。’童又说：他自知此去无回，这就成了他的遗嘱。李本人就是遗腹子，他的孩子又将是个遗腹子。”

张杰回忆说：“曾澈、李如鹏等人被捕后，天津抗团遭到极大的破坏，当时孙大成派王宗钤来津了解情况，王找到陈肇基、赵尔仁、夏乃麟、刘洁等。商量重建抗团，继续战斗。随后，王宗钤自北京辅仁大学转天津工商学院，以后宋显勇也回天津，共同参加抗团的整建工作。集会地点设在现在黄家花园红艺照像馆对面俄国人开设的公寓内。重建后的抗团负责人是：组织干事陈肇基、王宗钤；行动干事赵尔仁；宣传干事夏乃瞵；交通干事华道本；以及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刘洁。”

天津抗团出事，北平抗团亦难幸免。祝宗梁说：“天津抗团出事，北平抗团已得到消息并加以戒备。1940年8月初刘永康到李家淦的家里取信时，就被蹲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以后又有叶于良和冯运修遭到逮捕。”

在抗团当中，除了祝宗梁，冯运修是最著盛名的一位少年英雄。冯的牺牲极其壮烈，据祝宗梁回忆：

“冯运修家住在西四北寿比胡同。8月7日凌晨敌伪丨警丨察局特高课课长袁规带了一帮特务去到冯家。使劲敲门，声音又大又急。冯运修一听，就觉得苗头不对。叫家人先别开门。自己携带枪支等物藏在厨房内。特务们一面爬上房，一面叫开门。袁规没找到冯就把冯的父亲推到前面当挡箭牌，在院中叫冯出来。冯运修找机会先向袁规开枪，打中了他的面颊（有的说是右肩）。这时其他特务包围了冯家，向枪声出处还击。在枪战中冯运修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在枪战中听说有一个特务身死（有的说是两个）。抗团文件未及销毁，致使多人暴露，数十人遭逮捕。那天北平是一片黑色恐怖。”

不久前，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祝宗梁还提及冯运修，他说：“××曾写过关于冯运修的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当然写小说可以夸张，但以后都梁写《狼烟北平》就把他写的当成真事。冯运修比我小一两岁，身体较瘦弱。决不是他写的那样神枪手。”

在回忆中，祝宗梁还特地引用了当年日伪报刊上的报道。如1940年8月15日的《华北日报》和天津的《庸报》，标题是《北平恐怖分子全被肃清，重要人犯即将判处罪行》，其中称：

“自去年以来，北平市内频频发生之暴杀，放火不法事件，经严密侦查，得悉以北京大学学生李振英（23岁）为团长，华北中学学生刘永康（18岁）为副团长组织的北平抗日杀奸团已于8月中旬将自团长以下全体50多名一起逮捕，引渡于日本宪兵队审讯……彼等组织以暗杀中日要人，破坏日本军及政府主要官厅重要建筑物，而图扰乱后方为目的。团员之大部分皆为大学，中学的学生，并有数名女性在内，其中最高年龄为20多岁，最小年龄为17岁，但就全部团员而论，则年龄以17、18岁者为多……。”

祝宗梁说：“他们被捕后都关押在北平沙滩老北大校址的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9月24日他们部分被解至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军法会议的拘留所（位于北平炮局监狱东院日军监狱内）。11月24日被日寇军法会议判决：其中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孟庆时十年。周庆涑、王文诚、纪澍仁、曹绍蕙（女）各五年。应绳厚、朱惠玲（女）各三年。纪凤彩（女）、王知勉、李澄溪、马普东、张家铮、王肇杭各一年。还有经各自家庭营救释放的有：郑统万、郑昆仑（女）、魏文昭（女）、魏文彦（女）、蒋淑英（女）、乐倩文（女）、屠珍（女）、龚肇机、缪达等人。被判刑的都被投入北平炮局子监狱西院的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这是专为被判刑的抗日人士设立的机构，由日寇直接监管。他们一进所都被砸上脚镣。李振英因受刺激精神失常，狱吏残酷竟另加手铐，还与脚镣锁在一起，两天后才打开手铐。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差。医疗方面虽有中西医各一人，但有医无药，形同虚设。纪澍仁生病无药医治，逝于狱中，他时年仅18岁。其他人刑满的先后出狱，最晚的则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3日才获得自由。”

平津抗团迭遭破坏，很显然，北方已不具备生存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幸存的抗团成员逐步转移到内地。沈醉回忆说：“这个团在华北活动时，还曾做过一点对敌伪斗争和情报方面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有一大部分团员由祝宗梁带领南下，辗转逃到四川。”

沈醉的回忆说得并不准确，此时，因港英当局拒绝受理祝宗梁、袁汉俊的“自首”，他俩也是刚刚从香港回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