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401)

1939年9月26日，曾澈被捕，在他之前，王文已经就逮。

此后，王文、曾澈先后被日伪处决。

就王、曾二人的死，他们共同的上司、情逾兄弟的陈恭澍，曾在回忆中，多次充满感情地提及，比如他说到王文：

“他在平津、冀东等处痛击敌伪，已著声威，敌伪宪警，畏之如神煞，但又恨之入骨，早欲得之而甘心，乃至公开悬赏缉拿归案。二十八年九月间，王文同志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捕，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卒在遍体鳞伤、骨折肉糜、不复人形的状态下，从容就义于北平，适年满三十岁。”

陈还说：“王文和我共事，都有一番共同的抱负，我们当然希望有一天都能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所以他不时的规劝、针砭我的缺失，他也是肯于当面责备我的第一人。我懂得，也谅解，他是‘恨铁不成钢’，只怪我不成器，终于辜负了他的盛意。”

对于曾澈、这样一位当年忠心耿耿的老下级、老搭档，陈恭澍的感情就更不一般。他说：“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在代理天津站站长后，因人事调动频仍，工作日趋繁重，乃又擢任为升格后的天津区区长，并直接领导日益强大的抗日杀奸团。最不幸的是为时不久，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蹂躏长达三百多天，终于二十九年九月九日在北平慷慨就义、壮烈成仁，时年仅二十七岁。也并未能与那位白小姐成婚。”

按：陈恭澍所说的“白小姐”，即汉奸白坚武的女儿，曾与曾澈有过一段难得的际遇，且似已论及婚嫁。

陈恭澍说：“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曾澈对我的称呼来了，他不称呼我站长，也不叫我的名字，无论公私，他都喊我一声‘二哥’，如今，闭上眼睛深深的想一想，往日情景，果真是历历在目。曾澈弟，安息吧！你的灵位已经供奉在我们的‘祠堂’之上，让后死者永远怀念着‘忠勇足式’像你这样的英雄人物。”

按：去台以后，军统局的后身“国防部情报局”在台北芝山岩建立了“戴公祠”，除供奉戴笠的牌位以外，以郑介民、毛人凤“配享”，同时又在历年来“牺牲”的“烈士”中遴选了22位“陪祀”，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即曾澈。

祝宗梁在他的回忆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曾澈被捕后，肯定受到酷刑逼供。曾澈因有人证，而又全部出事，他坦然承担全部责任。以后听说敌人对曾澈诱降，要他再组织亲日团体，全部经费由日本供给。他断然拒绝。只求速死，并绝食。敌人几次对他强灌食物，他也毫不动摇。最后敌人对他斩首。曾澈于1940年遇害，牺牲时年仅27岁。”

鉴于许多年来，曾澈一直是以抗日“英烈”中的典范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的，因此，对于曾澈的被捕及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笔者曾犹豫过很长时间，究竟要不要写，因为这个形象太完美了。

然而，时间不会湮灭一切，黑的跟白的，不会永远分不清楚。

首先说曾澈的被捕。

按过去的说法，由于原天津站行动特务、王天木的老下级裴级三叛变，遂导致曾澈被捕。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原天津站独立电台台长舒季衡。

查舒季衡《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概况》一文，其中两次提及裴级三：

“裴级三，东北人，行伍出身，原为黑龙江督办吴俊升的卫士，1932年参加特务处后，被派在天津站工作。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投敌，裴在天津亦公开投敌，把军统局华北区所属各站组织破坏殆尽。后在天津日本宪兵队任宪捕队队长，为虎作伥，罪恶万端。1945年日本投降之第三天，逃匿东北，至天津解放后，又逃往南方。”

“1939年夏，王天木在上海公开投降日伪，同年9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在王天本影响下，亦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以上各组织遭到致命性破坏。只有区长陈恭澍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有的投敌叛变，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害，有的逃回重庆。从此机构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舒季衡所说的“各组织遭到致命性破坏”即著名的“九二八大逮捕”，《天津沦陷时期大事记》中说：“9月28日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大田，于凌晨率数十人赴英工部局，与英领事哈巴德、工部局局长迭尼斯等会见，双方达成协议。然后于上午5时将潜伏于英租界的国民党抗日杀奸团团长曾澈等30余人抓获，关押于英租界工部局。”

事实上，曾澈的被捕，是在1939年9月26日，而王文的被捕，尚在曾之前。不仅如此，最新披露的史料证明，王文、曾澈二人，与“九二八大逮捕”的发生有着直接关联。

据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1939年第738号机密函件所载：

“根据在宪兵队拘留中，被检举的抗日锄奸团要人王文及26日在意大利租界捕获的抗日锄奸团巨头曾澈自供，获悉潜伏在天津英法租界有力抗日分子所在地点，9月28日凌晨5点半左右，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的同意协力下。天津日本宪兵队和英法租界丨警丨察当局共同行动，在维多利亚路142的居家搜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部下张某，周昆利用无线电搞抗日宣传。”

1939年10月19日，天津日本总领事馆丨警丨察署长田岛州平给北平大使馆警务部长堀内干城和天津总领事馆武藤义雄二人分别发出“机密通函”，即《宪兵队在英法租界检举抗日分子有关事宜》，其中称：

“当地宪兵队在9月28日午前5点半在天津英法租界工部局协力下。实施租界内搜查行动，检举捕获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国民党天津党部主任等15名左右抗日分子。检举状况是在我宪兵队8月下旬检举的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暗杀团团长王文及曾澈的自供下，我方把握了租界有力抗日分子的全貌及所在地点。在9月28日，我宪兵队的大田特高课长，于凌晨5点半率宪兵50人在预先英法工部局的同意下，共同行动，将潜伏于英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及其多数部下抓获，关押在英法工部局。王若僖拘留在法工部局当局内，现在在审问中，大部是复兴社——蓝衣社、cc团、民先队成员。”

从上述史料中，不难看出，蓝向隆等4人的被捕，仿佛推到了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第二张是王文、第三张是曾澈、第四张就是“九二八大逮捕”，接下来，还有第五张、第六张……此后，且从天津波及北平，甚至察绥，直至国民党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各方的“地工”人员，几乎被一网打尽。

之所以说“几乎”，而不是全部，是因为漏掉了一个重要人物，不错，只有一个重要人物——马汉三。

经此重创，军统在平津地区就再没缓过劲来，除了曾昙花一现般地“刺杀天皇特使”以外，几乎乏善可陈。

在回忆中，针对王文、曾澈，陈恭澍曾说：“如果论及我们的境遇，自然也有幸与不幸，不过，从长远看来，幸运属于你们，而不幸的应该是我！你们正当英年有为之际死去，固然是一大憾事，可是你们的杀身成仁，名垂史册，已得到烈士的尊崇，英雄的供奉，这就是生命的代价！而我呢，虽然又苟活了四十多年，一至于今，原本信心十足，总认为一定能把失落的找补回来，可是在逝去的几十个寒暑中，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相形之下，这也就是我的不幸了。”

其实，所谓“幸与不幸”，陈恭澍的话，正好说反了。

——同样作为变节者，王文、曾澈终不免被处决的命运；反观陈某人，落水之后，不但成为李士群的座上客，还逃过了战后的清算，且于1957年“重归门墙”，并以“少将”军衔退休，得享高龄善终。

这般幸运，除了王天木，尚有那个能及！

我们再来回顾曾澈那最后一番豪言壮语：“我觉得生在这一个时代，与其忍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我已经给了敌人和汉奸们很大的打击，即使他们捉住我，杀死我，也已经够本了。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就行了。所以我不想离开天津，要继续同敌人斗争，我相信会给敌人更多的损害。”

有的时候，“忍辱而生”与“慷慨而死”之间的距离，也许不过一顿皮鞭而已。

说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