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99)

在视察中，曾澈向乔家才建议：“既来天津，不能不同天津三宝谈谈。”

乔家才说：“所谓天津三宝者，电话局长张子奇，电报局长王若僖，英租界工部局的李麻子（汉元）是也。他们三位为什么会成为宝贝呢?宝在他们不同日本人妥协，真正做到威武不能屈，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因为大家越恨日本人，越恨没有骨头的汉奸，就越崇拜反抗日本人的英雄。因为英雄不易多得，所谓物以稀为贵，自然而然就由英雄变成宝贝了，这就是天津人把他们叫做天津三宝的原因。”

“天津三宝”当中，以王若僖为首。

王若僖是朱家骅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浙江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天津电报局局长。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朱家骅接替叶楚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即免去属c.c系人马的原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时子周的职务，以王若僖接替。

王同时还担任地下抗日组织“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前身即“华北各界救国会”，1937年8月31日迁至天津，并于1938年初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以王若僖为主任委员，同时吸收了许惠东、张子奇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以扩大影响力。日后的“冀东大暴动”的开展，即有该委员会的助力。

乔家才回忆说：“天津电报局长王若僖先生在敌人占据平津以后，电报局关门大吉，他不同交通部去，仍然在英租界秘密掌握着国际电台，一方面竖起抗日大纛，在英租界组织华北党政军联合抗日机构，号召抗日。这个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参加这一个机构的，有子奇先生、徐沟张永铭（庆恩）兄、曾澈兄、李麻子等人，***也派代表参加，由王若僖主其事。”

与王若僖、许惠东等人相比，陈恭澍、曾澈都属于小到不能再小的人物，但由于他们是军统局的分支机构负责人，代表着一个方面，且在平津一带的地下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们都曾经是“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委员——萝卜虽小，长在辈上了。

同理，中统驻天津的负责人张庆恩，即乔说的“徐沟张永铭（庆恩）兄”，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已于1938年8月被捕。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抗战期间沦陷区中的抗日活动，当然都采取秘密方式，稍一不慎，就有发生意外的危险。由于‘失事率’高，工作者本身既不敢暴露身份，上级也不准许发生横的关系，更谈不到许多人聚在一起开会了。可是在民国二十七年的夏天，潜伏于天津各工作单位，且包括几个‘公用事业’机关在内，仗着英、法两租界的掩护，却一反常例的有过一个时期的‘联合办事’。参加的单位包括：中统天津负责人沈泽臣兄、复兴社华北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某君、天津电话局长张子奇先生、天津电报局长王若僖先生。还有一位中央派驻天津的党务工作者，此君而今地位颇高，不愿透露姓名。再就是以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参加的笔者本人。

按：沈泽臣实际上叫沈哲臣，中统驻天津的宣传工作负责人。“中央派驻天津的党务工作者”即王任远，原属于力行社系统，后投靠c.c系。

陈恭澍说：“这一次的‘联合办事’，最使人怀念的，并不在于它的成就如何，而是那种‘真诚合作’升华到‘无条件合作’的精神，的确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这是笔者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一次实实在在的各尽其力，同时也是突破门户之限的一个创举。‘联合办事’每逢集会，事先都由主持者作过审慎的安排，以策大家的安全。会商的内容，完全超越本位主义，而着重于如何抵御和打击共同的敌人──日寇。至于集会时所流露的那种友善的、亲切的情感，就足以使每个参加的人都感受到心情愉快的了。而更重要的，是所反映出的精诚团结，乃至团结中产生的力量。”

陈还说：“这又可以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有意树立门户的只有大小之间的人物，基层上的实际工作者，不见得个个都有畛域之分。”

这句话，陈恭澍是冲着戴笠说的，他曾为此“受到戴先生的口头责备”，“因为这么做，已经违反了团体纪律”。

陈恭澍说：“这且不言，值得提出来的，倒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大家合作的呢？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民族意识加上国家观念再乘以满腔敌忾同仇之心！”

1939年初，陈恭澍奉派河内监视汪精卫，从此离开天津，由曾澈继续参加‘联合办事’。

张子奇是山西五台县人，山西陆军小学第四期毕业，时任天津市电话局局长。乔家才说：“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想要接收电话局，始而利诱，继而威胁，好话歹话不知说了多少，他老先生一概不理，硬是不移交。英国人挡不住日本军阀的压迫，对于子奇先生又没有办法，最后想出一个名义上由租界代管，暗地里仍由子奇先生主持的办法，他才勉强答应了，可是日本人绝对不会罢休。日本军阀第一次遇到这样强硬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恨透张子奇，非要捉住他，活剥他的皮不可。”

当乔家才到天津视察的时候，正逢著名的“抗交事件”达到最高丨潮丨，电话局的总工程师朱彭寿已于1938年10月被日寇绑架，张子奇也存身不得，乔家才说：“我在英租界的那几天，子奇先生正在准备到后方去，行动非常秘密，我们没有机会见面。”

第三位、也是在民间最出名的一位，是李汉元，因生就一张麻皮脸，人称“李麻子”。

李汉元是湖北南漳县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时任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

乔家才说：“李麻子这个人，连天津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天津人一提起李麻子，就会竖起大拇指头，表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李汉元在洋政府做事，不但不借洋势力欺侮自己的同胞，倒是一个吃外国饭，而为中国人做事的人。因为他廉洁干脆，负责能干，英国人很相信他。日本人久闻李麻子的大名，占领天津以后，要求他合作，秘密联络，公开劝说，李麻子就是不买日本人的账，睬都不睬。他却借上英国人的力量，暗中庇护很多搞爱国工作的抗日志士，所以日本人也恨透他。

因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处长丹尼斯是个英国人，所以副处长李汉元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不少事情，租界工部局拒绝将蓝向隆等4人交给日寇，就有李汉元的作用在内。

乔家才回忆说：“我一再考虑，他在英国工部局做事，彼此见面，有许多不方便，所以没有去看他。”

“三宝”当中，乔家才唯一见到的，是王若僖。乔回忆说：“我曾到他的总部看过他，他告诉我许多计划，讲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我很替他担心，因为他在天津租界公开活动，引起日本人极大注意，他也成为日本人背上的芒刺，非拔掉不可。但是他不计较什么后果，对于危险也满不在乎，拿上殉道者的精神来从事他的工作，最后日本军阀压迫租界当局，把他关起来，监禁在法租界工部局。”

通过“视察”，乔家才预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威胁，正在悄悄地逼近天津站。他回忆说：“当我同天津同志们谈过话，对天津的工作有了一个比较的了解，深感天津的工作，隐藏着极大的危机。曾澈兄的环境非常险恶，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说服他，让他离开天津。”

因此，在乔离开天津前的一个星期，他与曾澈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工作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