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98)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大洪水。
一次是1931年夏的长江洪水，到8月7日，整个汉口被淹没，长江下游的南京，玄武湖里的鱼都上了马路。
另一次，就是1939年的海河流域水灾了。
天津的肖英华老人曾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说：“1939年农历七月初，我们的家长预购了天华景戏院的票，要在七夕（公历8月21日）那天带我们去看京剧《天河配》。不料，在七夕前3天，无情的大水就光临了，搅了一场好戏。”
肖英华说：“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忽听有人喊：‘土山花园那边来水啦！’我们姐弟三人好奇地跑到伦敦路（今成都道）上，随着人们往西跑（土山花园在伦敦路西边）。刚跑到一个路口，就见迎面马路上横着一条线状的水头，约有两三寸高，汩汩地快速迎面扑来。我们就站在伦敦路和六十六号路（今桂林路）的十字路口等着。水从脚面上流过，那水呈淡黄色，有些温暖的感觉。我们当时感觉很新奇。
肖英华说：“渐渐地水涨了，温度低了，不过半个小时水已经没过脚腕，而且凉得难受。我和姐姐就到几步之遥的三爷爷家去了（他家住楼房，而我家是平房）；我的大弟弟蹚着水向西面走去。我们走到胡同口，见人们已经用土堆成一道小墙，迈过去进到三爷爷的家门，看见爸妈和小弟弟们已经来了。5点钟左右，大弟弟卷着裤腿回来了，说水已涨到他膝盖以上了，凉极了。没电了，只好用蜡烛。翌日清晨，水已经没了三爷爷家一楼的两级楼梯，而且，水也由淡黄变成漆黑恶臭，据说是下水道的污水泛上来了。水上涨的速度减缓了，三四天后基本上停了。可是市区低洼处的水，或者没了平房的房顶或者上了二楼。几天后蚊子成群结队袭来，人们不堪其苦。很快街巷里就有小木船来卖杂货，诸如：蚊香、火柴、蜡烛、咸菜、酱豆腐、葱头等临时应急物品。”
肖英华老人的这段回忆很有意思，恰可与乔家才的记述互相印证，连剧目都一样，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一家戏院。
1939年的天津洪水，实际上从7月份就开始了。到8月初围困了天津。8月20日，海光寺段大堤决口，洪水进入市区，8月24日，整个天津被淹没。
乔家才在回忆中说，他是七夕的第二天即8月22日进入天津租界的，“进入租界的第三天”即8月24日，正好天津洪水的最高丨潮丨。
关于当年的这场大洪水，网上有许多老照片，确实是街道变成了水道，大家都在城里划船。
乔家才等也不例外，他回忆说：“起初水从马路上流过，一会儿，爬上了行人道。又一会儿，钻进人家的房屋。水不断地增涨，其快无此，终于浸占了最低层的一层楼房。英租界最低的地方，水深九尺。我们必须行动，可是已经被水围困，限制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决心征服它。曾澈兄找来一扇门板，计划利用这扇门板做我们的交通工具。门板漂浮在水面上，我们各撑一根竹杆，上了门板，一人管理一头，以为这样就可以在水中行动了。谁知我们都没有撑船的经验，门板的重心又不稳定，左晃右晃，没有漂了几步，门板打翻了，两个人同时掉到水里，变成一对落汤鸡。水没有被征服，倒被水开了个大玩笑。后来租到一条小船，总算解决了行的问题。电台台长李仲英兄比我们能干，刚刚涨水，就驾船来回送电报了。”
乔家才描述说：“街道充满水，楼房变成水中楼阁，马路行船，妙不可言。一到晚上，万家灯火，倒影水中，辉煌灿烂，如置身水晶宫中。过了两天，水渐变色，最后变或黑色。下水道的污泥一齐冲翻出来，漂到水面，成了一个大粪坑，臭气冲天，再龌龊也没有了。”
在大水中，曾澈陪同乔家才去视察抗团。在回忆中，乔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抗团，他说：“曾澈兄领导着一个生龙活虎的爱国团体，他的名称叫做‘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抗团的构成份子，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知识青年，他们具有充沛的爱国热情和复仇精神，纯洁英勇，是英雄，又是战士。他们自己配制燃烧药剂，自己装造丨炸丨弹，孙若愚同志就是因为制造丨炸丨弹，丨炸丨药爆炸，炸掉一只胳臂，至今成为独臂英雄。抗团的同志们，在对抗日本军阀方面，干了很多惊人的工作。他们在日本兵营海光寺投过丨炸丨弹，爆炸了日本的军事建筑物，焚毁了日本人的汽油和仓库。日本人痛恨他们，但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干的干净利落，不曾留下任何痕迹。至于除奸工作，不但市民称快，更使汉奸丧胆。”
乔家才回忆说：“我同曾澈兄去看抗团总部，是在一个黄昏即将来临的时候。船撑到一栋三层楼房的墙边，水面距墙头不过两尺，一块木板由墙头连接到二楼，那是进出的唯一桥梁。我们爬上墙头，踏着木板，走进楼房。已经有十多位青年男女同志等候在那里，这是一伙最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我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致最大的敬意，表示最大的慰问。我们谈论了许多问题，从抗战形势一直谈到我们担负的时代使命，和所有的工作问题。经过三个钟头，我完成一次最有意义的秘密访问。”
乔家才去的抗团“总部”，即英租界树德小学，前面说过，抗团的一部分成员曾参加过“滦榆游击总部”办的一个训练班，地点就在这里。陈恭澍回忆说：
“笔者曾到树德小学给他们上过课，也作过精神讲话。惟一的印象是这些爱国青年，个个天真、纯洁、可爱。那个年代，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牺牲奉献’，也没有把‘牺牲奉献’当作口号挂在嘴上，可是他的所作所为，除了国家民族至上之外，绝对没有自我。”
“滦榆游击总部”的常绍曾也参加了这个班的训练，他后来回忆说：“那年（二十七年春），上午十时许，我同钱致伦、王忠、尹东耕、阎尚新等十余人，各自搭上火车到了天津。当天就住进英国租界内树德小学，开始接受训练。一切行动全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以免暴露行藏。在训练班里，学习的课目有：游击战术、情报、侦察、爆破解说、马术、以及精神讲话、时事分析等。”
常绍曾说：“那所学校是在寒假期间，没有老师也看不见学生，我们白天上课，晚上举行活动，来上课的师长，都不知道是谁。有一天晚上，忽然来了好几位陌生人，立卽带着我们举行宣誓，歃血加入复兴社。大家跪在总理遗像、党国旗面前，一个一个宣读誓词，大意是：‘至诚加入、矢志永守、如违誓言、甘受重惩。’”
常绍曾看到的几位“陌生人”，实际上就是曾澈、王天木、陈恭澍等。陈后来回忆说：“常绍曾同学提到的‘干部训练班’虽由‘华北忠救军’所主办，而实际业务则由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领导的抗日杀奸团负责主持。受训的干部亦多来自抗团。”
常绍曾回忆说：“两星期的训练转瞬届满，遂即秘密个别分发，有的在都市，有的到乡下，彼此无言一别，大有‘风萧萧兮’之概。”
常绍曾被分配到“华北忠救军”的“第三路军”，后又调到“第九路军”。常绍曾说：“驻地在河北省宝坻县、王田县林南仓一带的乡野间。司令王文，参谋长齐庆斌，政治部主任张克新（即张作兴）。此外尚有抗日杀奸团请缨来的陈肇基、骆永康及电台台长等。驻在林南仓的部队约一千多人，另外还有小部队分散在各村庄的一两百人不等。经常的任务分别是乘隙向敌伪出击、破坏运输交通。”
常绍曾还说：“某日，下来了两三位‘英雄人物’，他们全都是在北平制裁王克敏后，脱离现场辗转回到基地林南仓归队的，其中有一位还受了伤。聆听他们畅谈当时的经过情形，令人钦敬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