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95)

拿到了“供述”，4月30日，日本宪兵队如约将蓝等4人“还”给英方，接着便以伪天津市特别公署的名义，向英租界工部局要求办理“引渡”手续。

孰料，兰向隆等回到英租界，马上翻供，拒不承认与刺程案有关，而英租界亦认为“供述中疑点甚多”，要求日方补充证据，并拒绝引渡。

5月6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称：“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并警告说：“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

5月31日，本间雅晴向英方发出照会，“限英方于一周内将4.9程案凶犯交付地方法院。”

6月4日，英方书面拒绝了日方的引渡要求。

几经交涉，不得要领，日本人焦躁起来，6月13日，本间雅晴发表了“隔绝英租界的声明和布告”，宣称：“为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改变援蒋态度，根绝金融、经济、思想的扰乱政策。在英租界当局认识华北的新形势，并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前，决不罢休。”

次日，日军开始对英租界采取行动，据《华北治安战》记载：“14日，自午前6时起，进入了实力行动，对英法租界外围的七条通路及从万国桥起到白河下游，开始了盘问和检查。”

同日，天津伪市公署贴出布告，警告市民“不得轻率出入于英法租界”。

6月18日，英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封锁天津租界在迫使英国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盼日本重新考虑，否则英将采取有效步骤，以保护在华权益。”

6月23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英、法两国提出五项“最低限度的要求”：“一、将租界内的恐怖分子及共产系统分子立即引渡临时政府。二、协助临时政府实行通货政策，特别是在租界内禁止旧法币的流通及现银运出。三、协助临时政府检查管理租界内的中国银行、钱庄及商行、公司等。四、对违反临时政府政策的设施、言行、出版物等，严加取缔。五、今后实行共同管理。”

对此，日华北方面军表示“全力支持”，并声明“坚决贯彻这一意图”。

《华北治安战》评价说：“于是，事态从禁止法币流通的老问题，发展到新的局面。在这期间，英国方面一直进行着各种阴谋活动，但对封锁租界则感到无法应付，因此，提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日本政府表示同意，并邀集现地有关人员，在东京迸行了交涉。”

至此，抗团一手导演的“刺杀程锡庚”案，演进为英、日两国之间的对立。

祝宗梁回忆说：“约在六月份英工部局捉到四个人。日方硬说他们是刺程犯。要英工部局将他们引渡。其实他们是军统工作人员。曾澈接到通知要参加制裁的几个人都到重庆去。于是祝宗梁、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女）于七月份乘船去香港再转重庆。沈栋因身份暴露，不易立足也同行。孙惠书（女）因母亲关系不能同行。临离开天津之前，曾澈才说明到重庆与何人联系。至于军统是什么样的组织，大家都丝毫不了解。”

按：沈栋是于不久前越狱成功的，祝宗梁说：

“沈栋在1939年5月放风时玩双杠。这双杠离墙不算远。他站在双杠上突然来个鹞子翻身跳到墙外。一落地他撒腿就跑。只听到后面几响枪声。他左转右转就跑到沈元寿家。这时沈已去昆明读书。沈家还是把他藏了起来。等到英工部局搜捕风过后。经过组织帮助，送他去北平暂避。沈栋在火车上看见一个日本军官站在上车处的扶梯旁边。两只手左右都拉着拦杆，面孔朝外面看风景。沈栋看四周无人。用足力气把脚向他背后一踹。这军官叫也没叫就栽下去了。那时火车入口处不像现在这样是封闭的。这日本军官不一定摔死，但鼻青脸肿无疑。”

祝宗梁等先到香港，并由军统香港站的王新衡和张冠夫为他们买了飞机票，飞往重庆。祝宗梁回忆说：“到了重庆，我们被送到海关巷一号，住在马鞍山招待所，等候接见。令人大出意外，我们等来的接见人竟是戴笠。他对我们百般招待，8月上旬又领着我们去见蒋介石。虽然在谈话中，蒋介石只是对我们的学业和家庭情况等问了几句，没有一会儿功夫就出来了，可大家面对此种‘殊遇’仍是满腹疑团。”

在1939年8月4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在戴雨农处午餐时，同餐者有熊小姐及其女公子｡谈起此女孩，来头颇大｡现在日本英日会议，其起源即籍口被刺一案，日本所要求引渡之嫌疑犯，皆系莫须有。实际行动者今日皆已来渝矣，此少女即其中之一。其年方十四岁，健壮而有血性，胆大而沉着，洵奇女子也。此种惊天动地之锄奸案件，谁能料到公子小姐可以为博浪之击，又谁能料到十几岁孩子可以为此人所不能为之事。”

在这里，唐纵所说的“熊小姐”，即熊希龄的二小姐，其“女公子”即冯健美。

其时，英、日两国，正因为“引渡”兰向隆等4人一案，闹得不可开交。

6月21日，英外部发表谈话，“盼日本了解英之处境困难”。

一周之后的6月28日，日本表示：“天津租界事件可经由谈判解决。”

经过双方的妥协，为解决天津租界事件、并进一步解决英日关系问题，从7月15日开始，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开始谈判。

7月22日，英日双方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并于24日正式公布了《日英声明》，称：“英国政府完全承认在进行大规模战斗的中国，存在着现实问题，并认识到在此种状态继续存在的时期内，日军为保障它的安全和维持所控制地区的治安，有其特殊要求。”

“声明”还称：“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敌人之行动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

在“声明”中，英方表示，要指示“在华英国官员及英国侨民，使之确认上述政策”。换句话说，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侵略行径的“合理性”，并将予以配合。

7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盼英政府于英日东京会议所采取之态度，应符合其法律上及道德上之对华责任。”

国府的外交辞令十分温和，事实上，在当年，英国这种为了一己之利，抛弃道义、抛弃苦难中的中国的做法，与当年在欧洲大陆对法西斯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如出一辙，遂被国际社会斥为“远东的慕尼黑”阴谋。

因此前，日本曾向英美两国提出“改组上海公共租界组织”的要求，被英美断然拒绝。为表示自己的“一本大公”，7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