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73)

写到这里，陈恭澍感慨说：“自军统局由特务处改组迄至于今，像运用这种方式营救被捕同志的，也只此一遭。为什么戴先生肯于这么做呢？前文提到过，周伟龙与戴先生有旧，隆情厚谊，想必是促成此举的最大原因了。缘当年军阀唐生智在河南称兵作乱时，周伟龙任唐部宪兵营长，而戴先生则以军委会参谋身份从事情报活动，不意被周之部属所逮捕，周非但不举发邀功，竟然义无反顾的弃职随戴归来，这可真不简单，除非气概纵横，明辨顺逆，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毛森说：“（周伟龙）担任上海区长时，曾被日本宪兵逮捕，上过电刑（并非美国处死刑的电椅，是日本人所发明用以鞫审地下工作人员的酷刑，使人受不了痛苦而供出实情的刑罚）。”

毛还说：“周的眼睛本来斜视，经过电刑之后，好像经过整容手术，反而把他的眼睛矫正了许多。”

——从没听说电刑还能治病，毛森一向对周伟龙观感极坏，估计是故意讽刺。

周出狱以后，辗转回到重庆，随即入中央训练团学习。毛森说：“戴先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运用伪方关系，把他保释出来。周伟龙回到重庆，戴先生盛筵慰劳，并给他一笔很大的特别费，周乃狂舞达旦，一夜花费殆尽。”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1938年冬天的这次紧急事件，郑修元还心有余悸，他说：“假若我当时在办事处内，稍为多逗留十几分钟，或者我动作不够迅捷，一份三张洋信笺之书面报告，写得稍微慢一点的话，也必定同被逮捕。果属如此，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

郑修元解释说：“因为在沪特区方面，能明了全部内外勤组织人事秘密而又经常与外勤十五个单位负责同志保持联系的，除了区长，只有我一人而已。一旦我亦失去自由，则沪特区整个组织，必陷于群龙无首之境地，所有内外工作必被迫而全部停顿。幸而我当千钧一发之际，及时离开办事处，能够保全区部方面之组织安全。而且照常维持工作以迄戴先生派来继任区长人选，主持区务。”

戴笠派来的这位“继任区长”，就是我们久违了的王天木。

王一心说：“1939年春，自称军统元老的王天木，要求去上海沦陷区工作。戴笠答应了，但没有确定他的工作名义，意思是等他到上海沦陷区立足以后再说。”

戴笠没有想到，这位“军统元老”来了以后，几乎给上海区带来灭顶之灾。

王一心说：“王天木一到上海，与上海区接上联络，他不但以军统元老自居，而且自称是上海区长。可是代理区长赵理君不肯移交，只说过去是接到戴笠的命令代理，现在必须接到戴笠的命令才能移交。这样一个要接，一个不放。而且上海、重庆之间唯一的通讯机构无线电台，也在赵理君控制之下，王天木就没法和重庆联络。”

从加入特务处，赵理君一直在上海，已经经历了五任区长，而他仍然只是个行动组长（也有人说是行动队队长），这回好不容易把周伟龙给“熬”走了，当上了代理区长，再加上屡立“奇功”。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谁想突然来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又罩在了他的头上，自己只捞了个副区长。陈恭澍说：

“他（指赵理君）代理区长的时间，非常短暂，戴先生又改派王天木先生为区长，赵先生则以副区长身份仍兼任行动总队长。军统局外勤单位设副主管，这是第一次，也无妨说是因人设事。”

要说呢，王天木一直在北方，与上海区没有任何渊源，让他去上海，确实不合适，不知道戴笠是怎么想的。

不过，或许戴笠正想达到这个效果，省得你们大家“铁板”一块，“摽”起劲来跟我干。

不过，这回戴笠忽略了一个问题——赵理君可不是善男信女，其人骄横跋扈，杀人如草芥，周伟龙我惹不了，你王天木一个北方佬，人生地不熟的，还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岂能容你！

乔家才说：“二十七年冬，王天木做了上海区长，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行动。‘同行是冤家’，原来在上海专负行动责任的赵理君，很不愿意王天木插手其问。抢走他的活计。对王天木攻击不遗余力，给他种种难堪，目的是让他知难而退，早些离开上海。因此，王、赵二人不但不能和衷共济，反而成了水火。”

不过，上海区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个叫陈明楚的，就跟王天木走得很近。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湖南长沙人，原来在特务处南京区工作，抗战开始以后调到上海，当助理书记，主管人事。

乔家才说：“上海管人事的陈明楚也因受不了赵理君的呵责，对赵非常不满，自然和王天木很合得来。陈明楚虽然不满意赵理君排斥王天木的这种作风。可是赵理君不但自己干过大案子，而且把上海同志的成绩都报成他自己的。戴将军很信任他，王天木呢?来上海不久，一点表现也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赵理君自然占了上风，王天木斗他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王天木、陈明楚这个两个素昧平生的“同事”，自然就站到了一条战壕里，在王，对上海两眼一摸黑，只有借重陈明楚；在陈，正好利用王天木这个“军统元老”，扳倒骄横跋扈赵理君，好生出一口“鸟气”！

乔家才说：“天木知道了赵理君行动工作表现好，一半是拿上海同志们的成果来表扬自己，决定找出能拼命的无名英雄，由他直接领导，在工作上力争上游，来和赵理君比赛。”

于是，王找来陈明楚，说：“咱们必须在工作上有所表现才成，你给我挑选一两位能够搞点成绩的同志。”

听了王的话，陈明楚回答说：“凭过去的成绩来挑选，我看只有刘戈青，他勇敢镇静，过去的表现很不差，我可以叫他来见你。”

刘戈青，即军统“七小杀手”当中，仅次于白世维、王文、王鲁翘的一位，人称“男儿英雄”。

说起刘戈青，亦是一段传奇，有些情节简直都让你觉得在看小说，因为太像故事了。

刘戈青，1911年生，祖籍台湾云林，生于福建厦门。

刘戈青的父亲叫刘建寅，乔家才说：“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他和李玉树、赖墘、高大扁等同日本人作战，后来在士林杀死六个日本警官和日本人，日本人葬在芝山岩。刘建寅曾被日本人刺过六刀，死而复活，逃往厦门。他们痛恨满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上山为王，暗中联络革命党反抗满清政府。”

此后，刘建寅改名刘汉臣，意思是说他是汉人的臣子，不做满清的奴才。乔家才说：“后来清军专力追剿，满清政府又捉拿他，厦门安溪茶商李福连系当地士绅，很看得起刘汉臣，把他藏匿起来，并把女儿嫁给他。”

1911年卒亥革命，刘汉臣曾参与革命党进攻漳州之役。民国肇建，刘汉臣任第七混成旅旅长。就在这一年，刘戈青在厦门出生。他的外祖母非常高兴，说这孩子一出世就赶上改朝换代，于是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见朝”。

乔家才说：“他父亲百忙中回家看他的儿子，觉得打倒满清，国家必能强盛，改名国兴。国兴渐渐变成戈青，以后就叫刘戈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