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69)

综合陈存仁听来的新闻、艾经武回忆赵理君的自述以及胡鄂公的报告。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用于“赚开房门”的敲门砖——古物，三个人的叙述有所不同：

按陈存仁听来的新闻中说：“有一个最熟的掮客姓谢，那天早晨手捧着一只四五尺高的大花瓶，坐着汽车，伴同一个姓林的人，手中拿着一个楠木小盒。”

按艾经武所说：“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

按胡鄂公所说：“假唐友谢志磐名刺谒唐，并携古物八件送唐。”

到底谁说的最准确呢？按说，赵理君是当事人，他还能不知道是什么吗？

错——说得最准确的，是陈存仁：“四五尺高的大花瓶”中，藏着一把斧头；“楠木小盒”中，放着“古物八件”。

而且，这“古物八件”后面，还有故事呢。

陈存仁说：“唐绍仪惨毙之后，日方着令租界警方全力出动调查侦缉，认为谢、林二人隐伏租界之内，非拘捕归案不可，何况当时惨案现场，还遗留着一盒用楠木盒子装的古玩。原来盒中的古玩，共有八件，其中一件还紧紧地握在唐绍仪手中，大约姓林的人见到唐氏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不免有些心慌，就匆匆离开现场，这盒东西，也就留在唐氏陈尸的室中。”

“这些古玩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楠木盒中，盒盖上刻着四个大字，下款刻的是‘莫麓席氏珍藏’。警方得到这件东西，就召集几个古董商人来研究，问这盒东西的原主是谁。几个古董商人一看见这件东西，都面有难色，不发一言。后经警方再三追问，才有一人说出，莫麓即洞庭山的别称，席姓是洞庭山的大族。警方得到这线索，就传讯一位曾经做过银行买办的席某，这位席某年事已高，一点受不起惊吓，很痛快地说出来：‘看来这是席裕昌的东西。’于是警方接着就传讯席裕昌。”

“席裕昌以律师为业，家中十分富有，喜欢古玩，他家中的一切家私设备都是用楠木制成的，而且在苏州自建花园，规模不小。席大律师在上海本也有相当声誉，可是八一三战争之后，一因年事已高，二因业务清淡，所以就靠出售历年珍藏的古玩来度日。在唐氏命案的前几天，姓谢的古玩商人对他说：‘你的那盒翠玉八骏，我已经有了买主，现在我想拿去给他看看。’席裕昌认为谢某向来很有信用，所以就把这盒八骏交给他，后来报纸上一透露这件命案，席氏看到了，不但惊骇，而且大跳其脚，认为姓谢的定会带了这盒古玩逃逸无踪了。”

谁也想不到，这八件稀世珍宝，席氏居然能失而复得。陈存仁说：

一天，席裕昌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忽然警方来了四个人，传他到四马路总巡捕房去问话；他本来对捕房中人都很熟稔，但是这一天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怕牵涉自己头上。到了捕房，他承认这盒东西的确是他的，是由一位姓谢的古董掮客取去代为经销的，当时许多警探都很原谅他，唯有一个日籍警探不以为然，说：‘这是珍贵的东西，何以会轻易地落在别人手上?’席裕昌迫得没有办法，推说：‘这件古玩，并非上品，乃玻璃做的，价值不高，所以随便给姓谢的拿去。’日籍警官也看不出是真是假，竟被席裕昌这句话混过去了。后来席氏便把姓谢的店铺以及日常行踪一一告诉了警方，方才脱身。

“警方得到了席氏的资料，便大事搜索，但是四处搜寻，都不得要领，大约隔了十五天光景，席裕昌收到一封由香港发出的谢姓来信，笔迹很工整，词句很婉转，向席氏道歉。席裕昌得到这封信，即向警方报案，同时向警方申请发还这件古玩，其中有一个华籍捕头对他说：‘你申请发还，夜长梦多，不如另外仿制一盒，偷天换日，省事得多。’”

陈存仁说：“事前，席裕昌为了销售这件古玩，早已摄成许多相片，于是连夜请人依照相片雕刻同样的八骏，以假换真，才收回他所失去的原物，只是一只楠木盒子还留在捕房。”

在胡鄂公的报告中，他向孔祥熙建议说：“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是否有当，尚希我兄核酌后转呈院座裁夺。”

蒋介石采纳了胡的建议，10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5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3千元。

谢志磐不敢露面，于是找了个隐秘所在藏了起来。陈存仁说：“姓谢的人在最初一个月，始终匿居白克路(今凤阳路)一位老中医马寿民家的一间斗室之中，未离上海一步。马寿民即已故名医丁济万的舅父，他原本不认识姓谢的，这个小房间是由当时在上海办小型报的毛子佩承租，姓谢的来居住，也是由毛氏领去。”

按：著名文史学者郑逸梅曾说过：“毛子佩则报界前辈，主办《铁报》，为小型报中之铮铮者。晚应聘文史馆，与我为同馆。一九八九年冬，患癌遽卒。”

陈存仁回忆说：“毛对马寿民说：‘这人是写文章的，他预备在这里写一部书，你们每天只要供给一些茶水，吃的东西有人会按时送来。’马寿民年高龙钟，不以为意，就让他住下去。有一家包饭作天天将饭菜送到，他闭门独食，马氏家人始终不曾同他谈过话。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此人才一去无踪。隔了很久很久，连毛子佩也失踪了。”

陈存仁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毛子佩为了表示他的功绩，才把暗杀唐绍仪的经过透露出来，连香港发的那封信，也是预先布置好，由香港工作人员代为付邮的。”

看来，陈存仁之所以了解这么多内幕情况，原来多是听毛子佩说的。

再说谢志磐，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一通缉更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要替唐报仇。辗转回到重庆之后，谢竟然得了精神病。沈醉说：

“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负责重庆治安，听闻此事，遂派稽查处副处长王克全前来调查。

王克全，1906年生，江苏徐州人。

王克全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是工运专家，参加过“五卅运动”，后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王克全转入地下，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克全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仅三个星期之后，王克全因参与罗章龙等人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不久后，王克全即投入特务处，一直在上海活动，后任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与赵理君“搭班子”。

王克全亦是心狠手辣的人物。沈醉说：“抗战前，我在上海工作时，曾多次看到一个叛徒，利用他当过中共江苏省委和负责过组织工作等关系，整天逛马路，遇到他认识的地下党员便抓，抓到之后，他还亲自进行引诱劝说的罪恶勾当。有次他劝一个曾由他领导过的地下党员叛变，结果被痛骂一顿。他气得用手枪柄去击对方头部要害处，想一下打死对方，我连忙拦住，想再刑讯逼供，他还是狠狠地踢了对方几脚，直到把对方踢倒在地他才气愤愤地离开。”

上海沦陷之后，王克全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

王克全与谢志磐曾是上海区的同事，彼此很熟，谢志磐见王来查看，心想一定是来“杀人灭口”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克全是“行动专家”，岂是浪得虚名！立时掏枪反击，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