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63)

执行此项任务的，就是上海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

沈醉回忆说：“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史经常要去杭州”，当然是有原因的，他是去“避风头”，鲍志鸿说：“当时史量才也预感到上海的‘火药’味，他在杭州西湖置有私人别墅，于是决定暂时由沪去杭‘避风’。”

沈醉说：“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

执行侦察任务的，又是我们已经多次提起过的陈质平。鲍志鸿说：

“戴笠一伙对史量才岂肯轻易放过，于是派陈质平（陈系上海某大学毕业，海南岛人；另说非陈而为徐建业）紧跟盯梢，由陈质平买通史量才家中女佣，提供史家情报。那位女佣将史量才的汽车牌号，以及何时动身由杭返沪的日期、具体时间、停车地点等都暗地告知了特务。”

沈醉回忆说：“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丨警丨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丨警丨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丨警丨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934年11月1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得到消息，赵理君带着手下提前到沿线“踩点”。最终，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

沈醉说：“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丨警丨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钱芝生回忆说：“据我看：‘京字72号’汽车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史案发生那天确没有离开南京。在沪杭公路上的京字72号汽车，显然是特务伪造的车牌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发，赶往上海，同行的，除了史的如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丽娟以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加上司机黄锦才，一共6个人。

沈醉说：“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据当时《申报》登出的《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记载：“三时零五分，车经海宁与杭县交界处之翁家埠大闸口，遥见有一京字七十二号一九二九年式别克汽车一辆停于路旁，车旁复站有黑衣男子六七人，态度殊为可疑。迨相距一丈余时，忽闻吹哨一声，于是在车旁之六七暴徒，均以手枪及盒子炮，向史先生之汽车迎面射击，车夫黄锦才突见祸作，急俯身避弹，脚踏煞车，车划然止，适止于暴徒站立处。时子丨弹丨纷飞，车夫已首先中弹，邓君随亦着弹。”

沈醉接着说：“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咏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则说：“史先生知事不妙，即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夫人踣地而伤，内姪女亦伤；其公子咏赓君反身向杭州方面沿公路拔步飞奔，三匪在后追赶，开枪数十发，幸均未命中。”

看这段描写，殊不可解。

其一，遇刺之时，史量才已经年过半百，在“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的扫射之下，居然还能“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真不知道素以杀人不眨眼而著称的赵理君当时在想什么！

其二，大天白日、一马平川，三个人追一个人，开了二十多枪都没打着，最后还让史咏赓给跑了。即便史练过马拉松，他总也不可能跑得比枪子儿还快吧！

无怪戴笠经常问自己的手下：“你们自己讲，是不是饭桶？”

沈醉继续说：“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

再看《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史先生则向乡间奔避，二匪从后紧追。行半里许史先生逃入一沈姓农家，一匪追踵入内，另一匪则先绕至后门守候，及史先生冲出后门，遂被该匪在足部先击一枪，时史先生犹忍痛行数步，至一个干涸之小塘旁。痛极倒地，二匪即向其头部连开二枪，一由口入脑，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沈醉说：“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在回忆录的最后，就史量才的死，钱芝生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六七个穿黑短装拿手枪的大汉，显然不是所谓航空学校的‘陶某’，而是很有组织的特务。杀死史而不杀死携赃款避往史家，使史‘人财两得’的沈秋水，显然不是所谓‘报家仇’，而是‘政治因素’。否则主犯既然是航空学校的‘陶某’，有姓名地址，很容易抓到，而且其事发生在蒋介石统治的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悬赏缉凶，始终没有缉到？史的家族又为什么‘不敢追究下去’呢？”

这段话有点费解，显然是有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