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62)

赵理君也是洪公祠特训班“一期”出来的，与陈恭澍是同学，日后，赵、陈二人成为“洪公祠”当中，最富“盛名”的两个人。

许多年以后，同为“洪公祠”毕业生的徐远举，在交待材料中，曾充满讽刺地说：

“当时洪公祠受训的特务最出风头的为陈恭澍和赵理君。陈恭澍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暗杀过大军阀张敬尧，赵理君在上海和杭州暗杀过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史量才，因此红极一时，每个军统特务都绘形绘色地为它们吹一套。结果这两个杀人成性的特务一个投汪精卫伪组织，当了汉奸；一个在河南胡乱活埋人，为蒋介石枪毙了。”

赵理君毕业以后，一直盘踞在上海，并在上海成为一名“行动”专家。

就在陈恭澍在北平刺杀张敬尧成功的同时，赵理君在上海，主持暗杀了杨杏佛。这两个案子，用陈恭澍的话来讲，叫“我国特务工作有史以来，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因此成为特务处后来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当中，必不可少的两个案例。

沈醉回忆说：“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我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这两件血案均列为教材。”

徐远举所说的“每个军统特务都绘形绘色地为它们吹一套”，就是指这个。

很奇怪的是，关于杨杏佛案，留下来的资料很少，大家引述来引述去的，只有沈醉回忆录当中的那几句话。这当然是因为赵理君自己没有像陈恭澍那样留下回忆录，所以只能听沈醉的了。

杨案发生时，沈醉参加特务处不久，也在上海工作。他回忆说：“我于一九三二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以后才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以后改上海特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

按：沈醉说的“两件血案”，即指“杨杏佛案”和此后的“史量才案”，均由赵理君主持。在回忆中，沈醉自称“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后面再说。

另外，据沈说，他在担任军统教官时，因须编写讲义，“曾多次向这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因此，沈的回忆，基本可看作第一手资料。

鉴于大家都在看同一份材料，所以，杨杏佛案的具体情况，笔者就不再引述了。

值得说说的，倒是“史量才案”。

史量才，1880年生，江苏江宁县人。

1912年，史量才以12万两白银买下了《申报》，并自任总经理，成为《申报》的老板。此后，史又购买了上海《新闻报》的股权，从此，史量才几乎垄断了上海滩的话语权，用钱芝生的话说：“那时他在上海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纸托拉斯的一个掌握者——报界权威。”

按：钱芝生在抗战开始以前，曾长期担任《申报》驻南京教育新闻记者。

钱芝生说：“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他办《申报》，至少希望有人要看，不至减少它的销路。所以他时常冠冕堂皇地对我们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钱芝生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史量才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能直接去奈何它，所以不但不大肯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话，完全受它利用；有时甚至反而对它泼冷水，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以表示所谓‘公道’。”

1932年，蒋介石突然下令，禁止《申报》邮递。由于《申报》设在租界之内，国民政府“鞭长莫及”，但在租界之外的发行，“凡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一律被禁令截留，不能投递”。

事情的起因，是《申报》对两件事做出了“独特”的评论和报道。

一是发表“剿匪时评”，反对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称：“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等等。

二是“中大殴段学潮”事件。

中央大学校长原本是朱家骅，1932年初，朱任教育部长，中大校长一职，朱家晔提请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大校长。

据钱芝生回忆：“段于6月4日上午8时半乘汽车到中大接事。事前中大学生已有所闻，以段是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极为不满。那天早上8时正在体育馆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应付办法。忽闻段已经到校，学生多人就蜂拥到校长室，向段当面质询。段摆起官僚架子，申斥学生，并且奋其两臂，捉拿为首喊打的学生。学生不服，群起将段殴打。段趋避不及，脸胸各部受伤，所着长衫被撕破，汽车玻璃亦遭击碎。”

当时钱芝生就在中大工作，同时兼《申报》和《大公报》的教育新闻记者，此事即由他本人写出报道，刊登在《申报》上。朱家骅大怒，称钱为“煽动中大学潮的恶劣分子”，当即予以逮捕。

此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写了一个报告，大意为“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并附上《申报》的相关报道，送交蒋介石。

其时，蒋正在南昌，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见报怒不可遏，当即令禁止《申报》的发行。

钱芝生说：“史量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非常惊慌，不得不到处设法谋求解禁。因为《申报》驻南京办事处的采访主任秦墨晒和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有关系，就派秦奔走于南昌、武汉之间，请杨永泰向蒋介石缓颊。”

此后，蒋介石表示，《申报》可以恢复发行，但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撤换总编辑陈彬龢；第二，“由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

对此，钱芝生说，史量才做了一些让步，如令陈彬龢“自行去职”、不再采用陶行知等人的投稿等等，“但是坚决不允许中宣部派员指导，甚至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

钱芝生说：“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一面允许《申报》恢复邮递，一面再摆布史量才本人。”

1931年底，邓演达被杀，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分英文宣言进行谴责，这份宣言后由杨杏佛翻译成中文，交给史量才，请他设法发表。钱芝生说：“《申报》虽然没有敢刊登，但是通过史量才的关系，却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

军统高干鲍志鸿曾翻阅过军统内部关于“史量才案”的案卷，他说：

“史量才是上海《申报》的负责人，自20年代后期，以迄30年代初，他不仅在上海新闻界、工商界很有地位，特别有影响，而且一贯支持以鲁迅等人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并且公开参加宋庆龄他们倡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此，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兼以史量才容许《申报》副刊《自由谈》大量刊登鲁迅和许多进步作家的文章，更使老蒋十分恼怒。但《申报》影响很大，又不能轻易地勒令其停刊。于是蒋介石就决定对史量才下毒手，并交戴笠执行。”

按：鲍志鸿，1906年生，湖北黄陂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钱芝生也持相同观点，他说：“杨杏佛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史量才和杨搞在一起，又是发表反蒋杀邓宣言的实际指挥者，蒋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孙夫人和另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镇压史量才以劫夺《申报》。于是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一年以后，史量才就也死在特务之手了。”

沈醉则说：“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