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361)

这次合并，对于戴笠的意义极为重大。在此之前，由于戴本人是黄埔的，所以他的手下，基本都是军校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能力素质参差不齐；而邓文仪虽然也是军校的，但他去过苏联，并以此延揽了一大批留苏同学，这些人中多数又有“cp”或“cy”的经历，对我党非常熟悉，有的还是学问家。这一大批人过来，对戴笠的特务处而言，整个工作水准，提升了一个层次。

张毓中说：“尤其调查课成员，具才华、富经验、多专家，对他襄助极多。”

不止于此，戴笠同时接收的，还包括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所有分支机构和外勤单位——在当时，各省保安处第四科、各军事机关调查科，都归南昌行营调查科指挥。

比如，我们在前面“顾顺章案”中讲过的宋惠和，叛变以后改名为宋良，先进了蔡孟坚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此后蔡“直接退出反共组织”，转而致力于警政，宋良则去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科，当调查组组长，成为邓文仪的手下。后又任南昌行营特务队副队长、保定行营调查科代理科长等，最后随南昌行营调查科转入戴笠的特务处。

沈醉在回忆中，曾经不点名地提到宋良，他说：“还有一个叛徒，因他叛变后在武汉出卖了一百多人，地下党派人制裁他，砍了他八菜刀还没把他砍死，我们就用湖南人骂人的话叫他‘砍八刀的’。他在受到共产党的制裁之后，不但毫无痛改之意，反而更疯狂地去迫害被捕的地下党员。他头上的伤疤刚刚结口，绷带还没有解掉，便亲自对不肯叛变的被捕党员施用酷刑。一次在对别人用刑时，由于用力过猛，自己头上的伤疤也崩裂开了，他虽流血满面，还不肯住手。这个出卖灵魂的赖皮狗，在军统局当了一个上校行动科科长后，因主持破坏一个地下党组织没有完成任务，得不到戴笠的信任，被派去当特训班的教官。”

除了这些分支机构落入戴笠之手以外，南昌行营调查科在各地的外勤单位亦被特务处照单全收。比如湖北，特务处原本只有周伟龙的汉口站。合并之后，戴笠将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湖北站一并接收，站长换上了军校六期同学廖树东（即前述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那一位），原负责人朱若愚则降为副站长。

1934年底，程一鸣被第一批调到南京，在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当股员，少校军衔。

按：l932年成立之初，特务处的办公地点，除戴笠的鸡鹅巷53号寓所兼做联络处以外，其本部设在南京徐府巷3号，1933年夏天迁至南京鼓楼四条巷6号。与南昌行营调查科合并以后，仅内勤特务就一下过来100多人，于是于1935年扩充到7、8两号。到1936年夏天，张学良把他的一幢花园洋房送给戴笠，即南京丰富路洪公祠1号。

第一科即情报科，科长是唐纵。

虽然名义上只是个“科”，但情报是特务处一切工作的基础，情报科“主管国内外情报的搜集，调查研究，分析汇编，拟订对策”，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构，下辖华东、华中、华南、华北、统计、编审和国际七个股，另外还有一个图书室。

各股的股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华东股的李叶；华中股的郭履洲；华南股的岑家焯、严灵峰；华北股的胡天秋、霍立人；统计股的何芝园；编审股的傅胜蓝；国际股的顾子载，等等，日后基本都成为将级军官。

不久之后，程一鸣与梁干乔在特务处重逢，梁并继李果湛、张毅夫之后，成为特务处第三任书记长。程回忆说：“梁干乔离开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后来复兴社特务处任书记。因为我和他是留俄同学，他就把我调升为华南股副股长、华南股中校股长，华东股中校股长。”

“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后，程一鸣调任特务处苏州特别组组长，上海沦陷后被调到潜伏的上海区任书记。

程一鸣回忆说：“一九三八年春，我被派到上海，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区长是周伟龙。上海区设在上海法租界保健路，设有三个行动组：第一行动组，曹立俊组；第二行动组，阮清源组，又名袁亚承组；第三行动组，刘芳雄组。”

阮清源，我们前面说过，早在程一鸣上任之前的1938年1月，已因谋刺陈则民被捕，正在租界“捕房”中关押，并于此后不久出狱，奉调忠义救国军。

刘方雄，1909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人。

与戴笠的老家保安乡一样，吴村乡也是个“军统乡”，军统“三毛”中的毛人凤、毛万里兄弟，还有周念行、周养浩，都是吴村乡的。

刘方雄也是农民的儿子，好读书（不好读书也走不出大山，看来从古到今，什么时候，学习都是进身之阶），1930年毕业于江山县立师范讲习所第三期，后任江山县坛边桂香小学校长。

1935年，刘方雄加入特务处汉口区。刘是周伟龙的心腹，1936年，周被拘禁时，刘经常去看望他。周转任上海区时，将刘方雄和另一个亲信王方南一起带到上海，王搞情报，刘则搞行动。

王方南回忆说：“1937年2月，戴笠派周伟龙到上海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把我带往上海区在内勤当助理书记，负责编审情报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原外勤方面各组组长先后调往内地。后来接任组长的有阮清源、刘健、朱啸谷、刘方雄和我（情报组组长）。”

曹立俊即军统著名的三大杀手之一，有“追命太岁”之称的赵理君。

说到所谓“三大杀手”，其实他们还不完全一样——王天木、陈恭澍，单看外表都文质彬彬的，陈恭澍还是近视眼，戴副眼镜，跑快了都能摔个跟头，因此他们自己是不会亲自在“行动”工作中动手的，失身份（也没那个本事），所以只能称为“杀手头儿”。

赵理君就不一样了，他是“去”那个亲自动手的，开枪、论斧头，样样精通，一招制敌。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性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再没有提到过此事：“世维兄虽在事后描述现场情景时，显得相当兴奋，但在其后，就很少再谈起这件事了，甚至于不愿意再触及此类问题。”

陈恭澍还分析说：“我明白，这是属于心理上的一种死结，没有干过行动工作的人，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况味。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种、敢干，某某人擅长于行刺工作，以后就让他多做这类工作吧！那就错了。相信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视杀人如吃菜。”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

赵理君，生于1905年，四川大足人，军校五期。赵立钧、赵丽君、曹立俊、陶士能，都是其化名。

令人很难想象——赵理君曾是中共党员，而且亦是我党早期投身武装斗争的一员。

1924年，赵理君中学毕业，在家乡大足县当了一个小学教师。1926年，赵考入军校五期政治科。

次年年底，赵理君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继续教书，在此期间入党。1930年10月，赵理君参加了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

所以，赵理君这个人，还真别小看他，一首拿粉笔，一首拿枪，亦可称允文允武。

此后，在革命的最低潮，赵脱离了革命阵营，并投入特务处。